“天才的疯狂”

    作家、政论家、哲学家的赫尔岑写长篇小说，从命题上就与他同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题为《怎么办？》，他的长篇小说便叫《谁之罪？》。长于理性思考的作家在命题之初，就准备展开思辨了。跟车尔尼雪夫斯基差不多一样，赫尔岑也不是以小说创作驰名，而是以理论著作传世的。

    赫尔岑的代表作《往事与随想》，虽然有别于一般的理论著作，可是在这部巨著中，理性思考还是占了极大的比重，不能当作寻常的回忆录来读。后代的俄苏作家爱伦堡，在赫尔岑之后，也曾出过类似的著作《生活·岁月·人》。因为爱伦堡到底是战地记者出身，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固然也有议论，论说中，时有真知灼见的闪光，不过，到底还不像《往事与随想》那样，思辨的色彩那么强烈。以赛亚·柏林称赫尔岑为“当代也许最伟大的欧洲政论家”，列宁说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都对赫尔岑的理性思考、论说才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世纪的俄罗斯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了一代巨人，他们的思考、探索、阐发、创造令我们常常钦叹不已，满怀感激。

    赫尔岑的思想常常会打破我们的思维惯性，出其不意，旁逸斜出，让我们的思想猝不及防，一时难以接受。在《罗伯特·欧文》一章中，他说：“有些事既不归违警法庭管辖，也无法用数学方式测算，为了正确判断这些事，也许，更需要有所偏爱，而不是公正。偏爱不仅会使人对有些事视而不见，而且还可以帮助更加深入事物的内部，用自己内心的火焰拥抱它。”这样的观点，跟我们的中庸之道是大为相左了。实际上，不偏不倚，难以做到，也很难公正。关键是并没有一杆公秤、一把公尺放在那里，让评判的人拿过来就用，偏爱才是更为可靠的，而且，偏爱也会时常出现。剩下来的问题便是，那种偏爱是不是出于善良之心，正义之心。善良、正义所偏爱的，正是于人为善于人有利的。如此，偏爱的火焰热烈拥抱，自会大放光焰，温暖世界；而不冷不热不偏不倚的所谓公正，却恰恰失去了公正。

    这样的思辨的确有些累人。读《往事与随想》，既不能像读流行小说那样浏览，也不能像读一般自传那样，随着作者的自述随机而过，它需要时时用心。比如他议论决斗说：“决斗的最坏的地方便是它袒护所有的恶棍，它给他一种光荣的死，不然就使他成为一个光荣的凶手”。他也会偶尔记下一点趣事，让人轻松一下，但却也笑不出来。比如他说别林斯基是一个很腼腆的人，遇到不认识的人或者那里人太多，别林斯基就会手足无措。别林斯基知道自己的这一弱点，想掩饰，结果常常做出非常可笑的事来。有一次，朋友劝别林斯基去见一位太太，离太太的家越来越近，别林斯基的脸色也越来越阴沉，他问能不能改天再去，他推说头痛。朋友知道别林斯基腼腆的老毛病，就不予理睬。到了那位太太的家门，别林斯基一下雪撬，拔腿就跑。朋友抓住他的大衣，硬把他拉着向那太太作了介绍。这样的趣事，在以调侃为能事的作家那里，或许会添油加醋，写成笑料。可是赫尔岑还是不改他那严肃的面目，他依然正襟危坐地记叙，我们也就不感到别林斯基可笑，而只是看到大批评家的羞涩。会羞涩的批评家是可信的，他最懂得廉耻。

    这一部包含着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的巨型回忆录，让赫尔岑着实疯狂了一回，他的所有才华，都在其中发挥了，发挥得疯狂而又谨严，像那座建筑在水上的城市一样。“天才的疯狂”就是走向极端。世界上，有了这种“天才的疯狂”，才昭示着人类这朵自然界天才之花的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