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之名，用之需慎

    最近，笔者看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朱湘全集》。该全集由方铭主编，共分五卷：散文卷、书信卷、诗歌卷，译作卷（共两卷）。早在2007年，学者陈子善在其编订的《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序言中曾发出感慨：“近年来，随着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陈梦家等‘新月诗派’大家的全集陆续问世，朱湘的名字反而差不多被遗忘了，这实在不公平。朱湘的全集何时也能与世人见面呢？……朱湘其人其诗其文包括其‘情书’，是不该被遗忘的。”整整十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套《朱湘全集》问世，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仅仅粗略翻过几卷，不禁有点失望。显然，主编者与出版社的本意是想将朱湘的著译作品悉数网罗在内，故而冠以“朱湘全集”之名。遗憾的是，从实际结果来看，编者似乎并没有尽力搜罗朱湘的著述文字，也对近年来研究界新发现的朱湘佚文甚少留意。

    试看《朱湘全集：书信卷》。此卷收录的朱湘书信，与陈子善编订的《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大体相当，仅增加了朱湘致《洪水》编者的一封集外书信。此信由周红披露，原文以《诗人的自负——朱湘的一封佚信》为题，刊于2008年1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主编明显注意到了此文。可实际上，据笔者目力所及，在周红之后，冒海燕、管冠生、宫立等学者又陆续发现了朱湘的九通佚信，包括致高思潜信一封、致邵冠华信一封、致罗暟岚信三封、致茅盾信一封、致罗香林信两封、致夏鼐信一封。这些钩沉文章虽散见于《中医药文化》《鲁迅研究月刊》《上海鲁迅研究》等刊物上，但依赖于当下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各类电子文献数据库，应当不难检索到，是能够将新发现的这些朱湘佚信收入书中的。

    这些年来，许多重量级的作家、教育家等现代名人的全集相继出版。大多数全集基本能够做到广搜博采，收文宏富。但是，与《朱湘全集》相似的情形也有不少。如2010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现代女作家苏青的《结婚十年》《歧途家人》《苏青经典散文》。连苏青的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都未收录，就轻率地称为“苏青全集”，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一些编者与出版社更为谨慎、负责的态度。如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至1994年陆续出齐的《叶圣陶集》，由叶圣陶的子女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所编。在“编后总记”中，叶至善先生有这样的一段说明：

    当时只觉得‘全集’这个‘全’字得考虑考虑，真做到‘全’，一定办不到，再说，似乎无此必要。……泗原先生说‘全’字‘文’字都可以不要，就称作《叶圣陶集》岂不干净，何况单用一个‘集’字是历来通行的。真是好主意，有了这个‘全’字，只怕落得个‘名不副实’；不标明‘全’，我们一样可以尽可能做到全，还可以灵活一些，避开一些肯定会碰到的难题。征得了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同意，我们照泗原先生说的办，定名为《叶圣陶集》。

    不称“全集”，可以免于受到诸如“名不副实”的批评，体现了编者和出版社的务实与慎重。然《叶圣陶集》虽未标明全集，其实是按照全集的格局来设计的。编者实则并没有降低要求，而是“尽可能做到全”，最终刊行25卷，反映了其在努力发掘、整理叶老著作方面所投注的巨大心力。

    总之，作为一项实现文化积累，传承人文薪火的事业，出版现代文化人的著述总集本是厥功甚伟，善莫大焉。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编者与出版社还是应该首先对作家的著作情况进行摸底工作，尽量与作家的家人、后代与研究者建立密切联系，尽可能地搜集当事人的述作，然后才根据实际掌握的材料，决定是否定名“全集”。如果没有全面、翔实地汇辑作家文稿，不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其创作全貌，最好不要仓促、轻易地冠上“全集”之名，以免误导读者与专业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