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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名凯先生是现代著名语言学家，一生致力于汉语语法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培养了大量中国语言学人才，是与王力、吕叔湘齐名的著名语言学家。他不但出版了《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语法理论》《语言论》等著作，还译介了二十多种法国小说。
1931年秋，高名凯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后升入燕大研究院哲学部学习。1937年，受燕大派遣，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yMaspe⁃ro）。笔者在查阅燕京大学的一份校刊《燕京新闻》时，发现该刊1939年11月4日第6卷第10期“海外友声”栏目内，揭载了当时身在欧洲的高名凯寄给母校的一封残简：
近得本校一九三七年哲学系毕业同学高名凯君来函，内称现留比京布鲁塞尔。高君曾于八月至柏林，后因战事爆发，不能返法。
高君博士论文，曾嘱由本校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兹将原信节录于后：
（上略）我在柏林住了不久，就碰到打仗，可以说是倒霉之至！但所得经验不少，也可以说是一种收获。八月末俄德签订不侵犯条约时，我就知道欧洲非打仗不可，当时就想离开，然而因为订购了许多书，还没有到，一时走不了，没有想到时局变化得有如电流之速，一星期后，德国宣布归并但泽，战事就开始了。我那时马上就动身南下，想由瑞士返巴黎，没有想到法国全境已经封锁，进不去，而瑞士也就不许逗留，因此又回到柏林。在柏林每天都在想法离开，然而回法不可能，中立各国又不许外人入境，可以说是毫无办法。幸我前签有回法护照（此护照战后已失效用），我就拿去到比利时使馆交涉，谓系过境回法，并非留比，那时比国代办不知此护照已失效用，就让我过境，于是我就于九月十二日到比京布鲁塞尔。比国是中立国，还有法国的外交机关，我就和领事馆交涉准我回法，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因法国领事馆向巴黎方面请示，尚未得到覆件），不过我想大约多加努力，回法国也许是可能的。我在比京已经四星期了。这里的生活还不坏，如果要避难倒是一个很好的去处，但是来此就为避难，未免太不成话，所以目前的计划，无论如何要回法国去。只要意大利中立，我还要留在巴黎研究一年。如果意大利打起仗来，那也只好回去了，因为不回去，将来地中海封锁就回不去。不过以目前的局面看，意大利的中立大约是不成问题。（下略）高君的通信处为：
KaoMing-kai
CheyWausianKaé
18RuedesEchevins
Brussels.IxellesBelgium.(ViaSiberia)
由上文可知，求学欧洲的高名凯与母校燕京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柏林的高氏处境十分危险。但法国全境封锁，返回巴黎困难重重。后来经与比利时使馆交涉，终于得以逗留布鲁塞尔，借道返法。信中内容显示，高名凯1939年9月12日到达布鲁塞尔，写信时已在彼处四个星期，正在作进一步的打算。
欧洲战局日益严峻，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都成为纳粹的目标。1940年4月20日《燕京新闻》第6卷第28期“校友近讯”中刊有一则消息，介绍了高名凯在巴黎的近况：
高名凯君由40,RuedesBoulangers,Paris来函，略谓：自欧战爆发以来，巴黎市面虽无甚改变，然较战前萧条。犹以往日灯煌辉烛之夜，今已成漆黑一团矣。
现时中国在巴黎留学生为数甚少，多因战事回国；燕京校友在巴黎者，只二三人。高君本人亦拟于本年夏季返国。
1940年5月，高名凯完成学业，以论文《汉语介词之真价值》获得文科博士学位。5月10日，高氏偕新婚妻子陈幼兰女士离开巴黎。6月10日，在巴黎沦陷前四日，高氏夫妇与中国学生三十余人于风声鹤唳之中乘法轮离开马赛回国。同一天，意大利对英法宣战。这就意味着，正如高名凯所料，该船无法由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东航，只能绕道非洲好望角。1941年初，高氏夫妇终于安抵北平，受聘于燕大国文系。1941年3月1日《燕京新闻》第7卷第21期刊发了一则《高名凯抵校》的新闻：“国文学系新聘助教高名凯，已于上星期日（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抵校。将于下星期二日晚于临湖轩教职员讨论会中出席讲演云。”8日《燕京新闻》第7卷第22期于第二版整版刊载了《高名凯归国历险记》，正是根据高氏的讲演内容，记述了其历尽艰辛、由法返国的经过。
1992年，语文出版社曾推出《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1957年至1962年高名凯写的11封书信。编者按云：“高名凯先生的书信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十年浩劫）散失殆尽，现在从幸存的书信中选择一些发表于此，这是了解高名凯先生生活、工作、思想的某些片段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燕京新闻》上所载高名凯先生的残简与其他史料，显然是了解高氏在留学欧洲时期和归国后“生活、工作、思想的某些片段”的珍贵文献。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二战的腥风血雨，而且能够窥见民国学人异邦求学的坎坷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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