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地”写作中国儒学史

    就学界已有成果来看，冠以“中国儒学史”名称的著作并不少见。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赵吉惠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王钧林等著的《中国儒学史》（七卷本）和汤一介等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九卷本）。大致来讲，这些著作多为“思想史地”写作中国儒学史，即，将儒学史作为中国思想史的部分定位，从而从“思想史”的角度展开论述。例如，后者非常注重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系完备等思想史要素，系统阐述了儒学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进程，分别阐述了儒学与经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不过，程志华教授最近出版的专著《中国儒学史》（上下册），则为“哲学地”写作中国儒学史，即，将儒学史定位于“儒家哲学”，从“哲学”的角度展开中国儒学史的论述，从而在相关成果中颇具新意。

    一、如何界定国学、儒学与哲学

    通常来讲，“国学”概念出自上世纪初叶“西学东渐”时期，它是一个与诸种“外学”相对而生的概念，通常可用来统揽所有中国传统学问。就其内涵来讲，凡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等都涵盖于“国学”名下。邓实曾说：“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讲习记》）同时，在“东学西渐”即“国学”外传的过程中，还形成了“汉学”概念，用以指国外学界研究中国文化所形成的学问。因此，从外延上来讲，“汉学”大致相当于“国学”。具体来讲，如果依照思想类型划分，“国学”可分为“先秦诸子”或儒、道、释“三家”等；如果依照科目划分，可依《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很显然，无论是按照上述哪种标准划分，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核心而展开的学问，均为“国学”的核心内容或者主流。在程志华教授看来，“儒学”的外延大于“哲学”，即，“儒学”包含“哲学”。所谓“哲学”，指对于“事实”和“价值”进行超越研究的学问。进而，因为“人性”是相同的，而哲学乃“人性”的“产品”，故中国与希腊一样均发生了哲学，而且所发生的哲学是相似的。他引用了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Dubs，1892-1969年）的观点：“在中国，我们发现了出现在希腊的同样的哲学问题，以及很多同样的答案。这证明了人类的统一性及其生存环境的相似。”（ACompari⁃sonofGreekandChinesePhilos⁃ophy）当然，“儒学”当中有诸多内容并非“哲学”，就如同“国学”当中有诸多内容并非儒学一样。不过，“哲学”乃“儒学”的核心，就如同“儒学”乃“国学”的核心一样。总之，在儒学当中存在“哲学”，而此“哲学”可称为“儒家哲学”。

    二、如何界定儒家哲学

    程志华教授认为，作为一门学问，哲学可分为“知解的形上学”和“实践的形上学”两种类型。所谓“知解的形上学”，指依“思辨理性”而建构的形上学，即以认知对象为旨归的形上学。所谓“实践的形上学”，指依“实践理性”而建构的形上学，即由人的实践以建立的形上学。就哲学史来看，西方哲学多为“知解的形上学”，而中国哲学之儒、释、道三家都属于“实践的形上学”。不过，儒、释、道三家却遵循不同的理路。通常来讲，因对人生的态度不同，哲学可分为“出世哲学”和“入世哲学”。在此意义下，佛、道两家哲学，所注重者是宇宙，是彼岸世界和人的来世，都以“否定”现实为出发点，故可归为“出世哲学”。儒家所注重者则是社会，是此岸世界和人的今生，故可归为“入世哲学”。在作者看来，“出世哲学”“否定”现实即从“负面”言说，而从“负面”言说不可能直接实现超越；只有肯定现实即从“正面”言说，才可真正直接实现超越。因此，释、道两家实为“实践的形上学”的“旁枝”，唯有儒家哲学方为真正的“实践的形上学”。不仅如此，儒学所关心者并非“来生”“天堂”“上帝”等问题，而主要是社会、人生、现世等问题，因此，相对于释、道两家哲学，儒家哲学更具“人文性”，故而可谓“人文哲学”。然而，只说儒家哲学为“人文哲学”，仍然显得过于笼统，因为“人文”的范围很广泛，它包含艺术、文学、道德等诸多领域。鉴于此，作者进一步比较儒、释、道三家，最终将儒家“人文哲学”落实为以“内圣外王”为理想的“道德主义”。所谓“道德主义”，亦可称为“宗法伦理中心主义”，指基于血缘关系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学说。

    三、如何表达儒家哲学

    程志华教授认为，哲学作为一门追求智慧的学问，其实只是一种“哲学原型”。所谓“哲学原型”，指哲学作为超越地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它乃是所有已有的和新开出的哲学学说的“原始模型”。换言之，“哲学原型”是指，“哲学”概念为普遍性的定义，每种哲学学说则为具体性的表现。因此，尽管中西哲学遵循共同的基本脉络，即，“由形而下到形而上”或“由形而上到形而下”，但它们又确实存在诸多差异。就其相同点而言，无论是西方哲学家，还是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工作主要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通过绝对的“形而上者”解释相对的“形而下者”。其二，通过相对的“形而下者”建构绝对的“形而上者”。概括地讲，前者属于“本体论”，后者则属于“认识论”。就差异性来讲，中西哲学之别在于建构了不同的“形而上者”：在西方，柏拉图建构的是“理念”，基督教哲学建构的是“实体”……在中国，二程、朱熹建构的是“理”“性”等，陆九渊、王守仁建构的是“心”“良知”……总之，“哲学”属于一个“原型”范畴，而所有哲学学说构成了“家族相似”，二者乃普遍性与特殊性即“理一分殊”或“月印万川”的关系。因此，儒家哲学有特殊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思维方式。基于此，作者不是采用西方哲学之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等结构，而是采用儒家学说之本体论、人性论、功夫论等结构。相应地，作者不是采用西方哲学之“理念”“实体”“理性”“物自身”“绝对精神”等概念，而是儒家哲学之特有的“仁”“性”“理”“心”“功夫”等概念。这样，这部《中国儒学史》较好地解决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探讨，凸显了如下几个问题。其一，通过“如何界定国学、儒学与哲学”的探讨，区分了“国学”“儒学”“哲学”三者的关系，解决了以“哲学地”写作“中国儒学史”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部著作并非传统的“国学”意义下的儒学史，亦非通常“思想史”意义下的儒学史，当然更非传统“经学”意义下的儒学史，而是一部“中国儒家哲学史”。其二，通过“如何界定儒家哲学”的探讨，不仅区分了中西哲学，而且区别了儒、释、道哲学，进而明确了儒家哲学“人文哲学”的特征，即，以“内圣外王”为理想的“道德主义”。其三，通过“如何表达儒家哲学”的探讨，提出了“哲学原型”的概念，揭示了哲学普遍性与哲学学说特殊性的关系，阐明了“中国儒家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的异同。很显然，这几个问题的核心是，作者意在“哲学地”写作中国儒学史。当然，对于“哲学地”写作中国儒学史，学界可能会有质疑或不同看法，诸如，儒学的完整性是否被肢解？儒家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哲学”应以什么范式为标准？等等。尽管如此，“哲学地”写作中国儒学史确是这部著作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与相关成果相较而有的新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