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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2月14日 星期三

    苏联对华军事技术援助的前尘往事

    石海明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2月14日   16 版)

        在大国关系史上,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是一个极其特殊、极其专业又极其重要的领域。如此说,不仅仅是因为,军事技术与国家安全高度关联,在此领域的任何蛛丝马迹都彰显着大国关系的风吹草动,更重要的在于,有关军事技术合作与交流的评介与研究,往往由于资料的保密性、人物的敏感性及历史的复杂性,在短时段之内难以有清晰的勾勒、推理及定论。只有勇毅的研究者才敢于走入那段尘封的岁月,去揭开历史的迷雾。

     

        1957年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签订于1957年10月15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或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议详细规定了苏联对华提供援助以生产原子弹、导弹和飞机。如今,国防科技大学刘艳琼所著的《揭开迷雾:国防新技术协定与苏联对华军事技术转让》,就是这样一种与历史对话的尝试。本书首次全面研究了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基本内容、履行情况、转移效果及启示意义。

     

        纵览全书,从总体上来看,作者有许多突破:首先,作者首次考证了当时计划转让的7种武器装备型号分别是:РДС-3加强型空爆原子弹、P-2地地导弹武器系统、C-75地空导弹武器系统、K-5M空空导弹、C-2岸舰导弹武器系统、米格-19歼击机、图-16A基本型轰炸机,并梳理了苏联应就各种武器装备所提供的援助内容;其次,首次全面梳理并评估了苏联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履行情况与效果,对各型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进行了客观评估,并研究了中国在仿制过程中自行解决的重大问题;再次,对比分析了苏联米格飞机技术对华和对印转移效果,国际航空技术对日转移的三种方式及效果,并比较了许可证生产、国际合作研制与转包生产对引进方而言的优缺点;最后,总结了苏联对华国防新技术转移活动的特点,并基于此分析了对当今军事技术引进有何启示意义。

     

        细读该书,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一些历史疑点的考证,使历史的画布呈现出鲜活的色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共对核武器和导弹军事新技术的认知考证上。通常公众所熟知的就是毛主席那句名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而在这一论断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对此,作者在该书中条分缕析地还原了毛主席该论断的来龙去脉,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粗线条背后是饱满而生动的故事。

     

        “原子弹是纸老虎”的洞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原子弹引人注目。在二战开始后,诸如诺伯特·维纳、冯·诺依曼、万尼瓦尔·布什等著名科学家陆续加入到各自学科领域,开展军事技术研究和武器装备研发,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提供了巨大支持。正所谓“盟军用雷达赢得了战争,用原子弹结束了战争”。

     

        影响战争胜负的人与武器两个因素,两者孰轻孰重,历代兵学大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恩格斯曾经说过,“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毛主席则进一步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显然,毛主席的这一论断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的论述是一致的,但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一串故事呢?

     

        从作者的考证来看,早在日本被原子弹空袭后,延安《解放日报》就连续几天报道原子弹威力。1945年8月9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苏联当天对日宣战消息,同时也在第一版以《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为题,转发了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路透社发表的关于原子弹威力的消息。8月10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头条是《原子炸弹又炸长崎》,转发了美国新闻处、路透社、合众社的七则消息,并以《一个原子炸弹威力的估计》为题,引用了合众社、美国新闻处的两则消息。当天,毛主席就批评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副总编辑余光生、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兼新华社编辑科科长陈克寒,指出不应该过分渲染原子弹的作用。一年之后的1946年8月6日,在美国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周年之际,毛主席接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采访。斯特朗在询问了毛泽东对美国是否可能发动反苏战争的看法后追问,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

     

        众所周知,武器不仅有物理效能,也有心理效能,当年美军核击日本时,异常惨烈的战争毁伤,瞬时就给广岛、长崎市民以深深的心灵杀伤,无以数计的人爬出废墟,带着满身血污狂奔于空旷的大街,本能的反应促使他们去寻找一处避难之所。然而,街道两旁满目疮痍的景况彻底击溃了每个人心中那一丁点希望——这可谓是武器的“直接心理效能”。而从美苏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核武较量中,从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核声浪中,从接连不断缔结的防扩散条约中,我们看到,核武器依然是高悬在人类心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心理效能正是核武器的“间接心理效能”。核武器的直接心理效能与间接心理效能共同构成了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威慑价值。

     

        然而在《揭开迷雾》一书中我们看到,在当年原子弹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冲击力之大前所未有之时,毛主席却能对原子弹从战略、战术两个层面进行辩证分析,不唯原子弹论,不过分报道渲染美国核武器之利,但也清醒认识到其巨大杀伤力,尤其是在抗美援朝、台海危机中深受核弹之威胁,从1950年代中早期起积极从各方面着手,为可能的核战争做准备。1958年9月5至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际形势若干观点的讲话,“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主席的战略胆魄与政治智慧,这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动荡的地缘安全,破除“唯武器论”的思维定势,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恩怨交织的岁月

        尖端军事技术领域,往往牵动着大国关系最敏感的神经。在历史上,苏联为何向中国转让国防新技术、又为何突然中止,个中原因众说纷纭。作者在《揭开迷雾》中梳理了中国就原子弹与导弹等新技术向苏联请求援助的过程,并分析了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起因与中止原因,揭开了许多谜团。

     

        按作者的考证,早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有发展核科学技术的初步打算,只不过由于时局未定,当时不可能有几年之内研制出原子弹的明晰目标。在斯大林时期,中共高层向苏联试探性提出给予核技术方面的援助,遭到了拒绝。1949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就建立新中国等问题,与苏方进行会谈。这一次访问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斯大林与刘少奇会面计六次。此次访问还引出了苏联向中国展示原子弹技术的问题。从1953年到1957年,在斯大林去世后及赫鲁晓夫时期,对于中国发出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援助请求,赫鲁晓夫的总体态度是先拒后松。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把握时机,利用国际局势,通过多方努力,使得援助不断深入,从以研究为主的原子能工业发展到以生产武器为指向的原子弹技术,从以教学科研为主的研究性工作到以仿制导弹为指向的导弹制造技术。从援助启动到中止,在作者看来,赫鲁晓夫对华的国防新技术转移是不情愿的折中之举。赫鲁晓夫利用这些作为交换,获得困难时期来自中国的支持,加强了自己在国际的声望与国内的地位,展示其能力。这种折中只是短时期内的权宜之举,因此,任何变数都可能导致国防新技术转移的中止。最终苏联并未向中国转让原子弹,原子弹制造中的关键问题也都是中国人自己解决的。

     

        国防新技术对华转移虽然已成为尘封的历史,但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考证与剖析,对于今天我们思考军事技术与国家安全问题,仍有重要启发意义。

     

        军事技术与国家安全

     

        在世界军事技术演进史上,古老中国在冷兵器时代长期领先世界,后来是在火药、火器研究及应用于军事方面,也曾让西方列国难望其项背。后来,中国火药与火器技术在14世纪初经由阿拉伯人西传入欧,掀起了西方军事革命的新一波浪潮,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所以,才有马克思那段著名的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粹,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传播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当历史的车轮转到近代的时候,“天朝上国”的军事技术却与西洋列强之间拉开了“断代之差”,由此而引发的血火之灾与千年变局,让有识之士开启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之路。

     

        无奈,历史并没有留给中华民族稍微舒展的时空以从容赶路,在跌跌撞撞之中,尽管近代中国也兴工业、办学堂、建海军、育人才,但战火纷飞的岁月,更多是应急式的补血求强。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机械化战争的挑战,我们才得以筹划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上构筑全面国防工业体系。于是,那段中苏军事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历史,就在新的时空展开了宏伟的画卷。如今,六十年过去了,在信息化军事变革、智能化军事变革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岁月,看到的不仅仅是大国关系的波诡云谲,也不仅仅是技术转移的非凡历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历史深处看到了未来,看清了我国国防科技创新发展的方位、方向与方略。

     

        历史告诉我们,在国防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倘若与世界总体水平拉开了“断层线”,那就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迎头赶上,而这一切还必须有赖于安定的国际大环境及稳定的国内小环境,否则,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只会把落伍者抛得更远。鉴古知今,方懂得中国近代军事技术追赶世界的不幸与艰辛,方懂得今天我们开启科技兴军新时代的幸运与担当。

     

        《揭开迷雾:国防新技术协定与苏联对华军事技术转让》,刘艳琼著,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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