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之花，身之罪

    《水浒传》提到潘巧云的时候，有一个段子式的开场白：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水浒妙哉，谴责之中带着调侃，清醒之余残留无奈，偏见之下略含温情。施耐庵写的很过瘾，据说他引用的是唐人吕洞宾的一首打油诗。不管原创何许人也，反正是拿潘巧云说全天下的女人。

    这个意味深长的“判词”，有两层意思。其一，女色从一开始就是恶的，会随时毫无征兆地引来杀身之祸，甚至大规模的战乱，此乃儒家或隐或显的观点。其二，直接从男女生理结构的巨大差异，来强调男人纵欲太多，会死在女人的温柔乡里。此情此景真实生动，有血有肉又刻骨铭心。既香艳，又骷髅若隐若现。这是道家的理论，其“房中术”是抵御此种“绝症”的良方。这两者，很多时候是“互通”的，核心内涵没有太大差异，顶多儒家重点强调的是社会危害，道家则较为纯粹地从身体、养生，甚至“生态平衡”的角度，予以更加绿色的阐释。

    从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到吴三桂的怒发冲冠为红颜；从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巨著《十日谈》中，连续被九个男人抢夺的古巴比伦国公主，到《三国演义》里那位让董卓和吕布闹掰的貂蝉小姐；还有西施、杨贵妃等——古今中外，女子皆为是非之人，为美女杀得血流成河，亦是历史的常态，甚至是一种男人的“历史观”，大伙似乎比施耐庵更需吐槽——此乃公开的秘密，至少信其有则有，信其无则无。

    一个男人最好不要经受女人的考验，可惜上帝最喜欢的正是一幕幕宏大历史裹挟着倾国女人的大戏。而男人们，即便前车可鉴历历在目，也渴望遇到此等考验。若是除去这“考验的大戏”，历史与文学到底还能剩下什么？纵使留下些东西，也极其单薄无趣，仿佛只有枯燥的文献、昏黄的纸张。

    东晋道教思想家葛洪在其《抱朴子》中认为，养生的铁律只有一个，即不伤“力本”。所谓“力本”，便是男人的精气、血气、阳气或元气。男人的这种“气”是有限的，即便天资再好，也要量力而行，如果使用过多，则必定伤元气——男女之事，被认为是消耗元气的一个大宗。而且，似乎女人的“气”，是其他门类的东西，至少男人完全靠它挺立于世，女人损耗一些则无伤大雅，可迅速找补回来，阴柔之身更利于她们吸纳天地之精华。

    所谓的“抱朴子”，就是老子的方法论：“见素抱朴、绝学无忧、少私寡欲”——身体、国家、天下，皆以克制本能的欲望为第一要务。“素”是没有染色的生丝，朴乃未曾加工的原木。老子号召天下人向“素朴”或者“朴素”看齐，保持原滋原味，不要索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大千世界本就美丽，不需要人去瞎折腾，更不用男人们去刻意打造。相反，只要人一参与，便不再和谐。为此，连“学习”都毫无必要，必须坚定地予以摒弃——绝学是也。

    清心寡欲，是所有人与自己、他人、物资打交道的唯一选择。尤其男人，天然的有“私”有“欲”，容易“学坏”，可偏偏又是钢筋的心、玻璃的身，一不小心便破碎一地。道家从老子开始便谆谆教诲世间的男子，元气极易漏掉，面对女人，须一日三省吾身。后来的明清小说再接再厉，添油加醋，对男人的纵欲而亡，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普及，弄得大伙栖栖遑遑，不想则已，一想便不可终日。可是，古典与传统总是会遇见挑战。到了鸦片战争后，近现代“医学”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大声宣布，此乃想当然与危言耸听。

    中国人有不敢苟同者，也能搬出一个很客观的理由，甚至振振有词：毕竟这是西医的说法，中医不吃这一套。此种应对措辞一旦抛出，便把问题搞复杂了，涉及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弱国的民族感情、中西文化与制度的优劣、挑战与应对、文明的类型等等诸多纠葛，反而使得一开始很纯粹的医学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可有可无，甚至成为一个伪命题。当下中国早已融入全球，可谈及此，亦纷纷扰扰、莫衷一是。

    不管到底有无“科学性”，更不管这种科学能否给“潘巧云”诸辈把脉验血，反正先人写的小说，倒是留下了值得讨论的案例。水浒是元末明初的小说，过了大约两百年，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在晚明横空出世，而水浒“教君骨髓枯”的判词，再次出现，乃西门庆行将毙命之时。以西门庆之死来渲染，可以说比水浒更为触目惊心，比施耐庵的用心更为良苦。可即便如此，西门大官人死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特殊性与偶然性。西门庆并非必死无疑——作者兰陵笑笑生陷入了迷茫与虚无，他既要教育读者切切不可效法西门庆，又给了西门庆多次不至于“骨髓枯”的机会——真是不可思议。

    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要大家以西门庆为反面教材，还是在炫耀西门庆的身体能力？到底是秉承道家一贯对女人身体的“仇视”传统，还是不经意间，把男女的享乐主义营造得如此凄凉夺目？除自己的老婆潘金莲外，西门庆最后交往了六个女人值得玩味，他本有六个老婆，死前又与其他六个女人有了“终结”式的交往，其中还包括一个叫“六”的妇人——王六儿。这是一种数字上的巧合吗？中国人喜欢讨吉利，数字的意义不可低估，以前六个老婆是六六大顺，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最后六六大不顺。

    先娶六个女人，后死于另外的六个女人。难道真如作者很早所讲的“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闻”——不到西门庆这只白鹭魂飞魄散，不到西门庆这只鹦鹉发出离阎罗王最近的喘息声，绝不实言相告“六”的微言大义。一个女人便可以是潘金莲或潘巧云，那么六个女人，杀伤力该有多大！“六”，大概是兰陵笑笑生在无可奈何之下，给晚明那个纵欲时代开的一剂药方。

    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作家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里，主人公白嘉轩连续克死了六个妻子，他倒安然无恙，直到第七房太太命硬，才算结束了这绞肉机般的婚姻模式。不知陈忠实是否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才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对古典文学的“男弱女强”说一声不。白嘉轩与田小娥，男女皆有强势的“身体”，各有挣扎放肆的“本钱”。陈忠实先生如果不是在调和道家“重女轻男”的身体理论，那么他就和兰陵笑笑生一样，既从儒家的角度，看到了愚夫与愚妇们身体恶的一面，又不愿意忽视其“恶之花”的另一面。所谓的恶之花，并非纯粹的修辞，反而有着物质世界最真实的存在——花本如此，人何以堪。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文化积淀厚重，当代陕西作家中除了陈忠实，还有贾平凹诸贤，皆在这朵恶之花旁，踽踽独行患得患失。《废都》姑且不谈，单就女人的身体细节来说，贾平凹的一个中篇小说《美穴地》，便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地引用了《金瓶梅》。“美穴”，本指能给家族带来祥运的墓坑，它给“恶之花”写下了新的注解：美，往往伴随着坟墓。只是不知这坟，究竟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