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学研究的新成果

    作为“东亚文化之都”的泉州，随着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宗教对立、血火冲突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泉州现象（经验）”。《泉州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探微》运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这一现象的事实存在及形成原因、过程进行了深度解读，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为泉州这座“世界宗教博物馆”作出富含新意的定义。

    本书汇集泉州宗教学研究中专精耽学的骨干，放开视野，扩容提质，显示出了鲜明的思考论证特色。

    一是坚持唯物史观，围绕经济和文化的辩证关系主线描绘“泉州现象（经验）”发生的轨迹。本书将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南佛国”联系起来考察，具体分析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政治上唐代政府尊重“蕃客”而“常加存问”。五代闽王实行保境息民政策，对外“多发蛮舶，以资公用”。宋代经济中心南移，国家财政更加依赖于海外贸易，政治上更为怀柔开放。元初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海外贸易进入全盛时期。伴随外来宗教文化的传入，与儒、道、释文化融合，形成泉州特有的“泉南佛国”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二是釆取综合研究与专项研究相结合的策略，拓展了论题内涵的深广度。泉州宗教是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不仅有儒、道、释信仰，而且保留并融入不少闽越先民的信仰；本土产生了诸多特有的神灵崇拜，又是世界各大宗教汇聚的地方。泉州寺庙及供奉神明之多是十分罕见的，据统计，仅民间信仰宫庙就有6000多座，主祀神明不少于500种。本书从儒家学说找到阐释泉州多元一体宗教文化的理论基石，认为世界各宗教和民间信仰能够在泉州共存共荣的主要原因是，宗教与民间信仰借“佛”立足和发展，又通过民俗祭祀仪式，归根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泉州宗教多元一体的主导因素，就是儒家传统。兼容并蓄是儒家传统的精髓，因而能凝聚吸纳不同文化，允许包容多样性。

    三是运用官府和民间双重视角立体观照，还原历史情境的泉州现场。一种宗教能否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关键看两条：一是统治者的态度，二是民间接受的程度。本书揭示外来宗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敬天、奉天、法天”，“凡有功于民则祀之”，都“笃志好善，引导善类，敬天事上，益效忠诚”。从统治者的立场看来，“于世风大有禆益”，得以“一本”的儒家思想兼容“万殊”多元的宗教文化。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纷至沓来的世界各门宗教为了在泉州取得立足点，主动调整自己，以本教的主神称“佛”，实现外来宗教的本土化，从而为泉州社会民众所接受。摩尼教研究很难在正史和传统典籍中发现突破性史料，本书通过搜集隐藏于民间的谱牒、壁画、雕刻、口碑传说等资料，深入考证，发现了在摩尼教本土化的流变中，出现以“行咒驱鬼邪”为突出特征的转型民间宗教。政权、神权和民意的高度结合，多种宗教都以“佛生日”为载体而被完整保留下来，活跃在当下的民风民俗中。

    四是别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新论述。本书专章回顾了泉州近百年来宗教学研究史，既是对前辈辛勤劳动及成果的尊重，也表明了自觉传承优良学术传统的态度，又表现出锐意求变创新的精神。首先是观念更新，不囿于宗教小圈子而故步自封，而是涉及考古、民族、民俗、艺术、建筑、音乐、戏曲、语言诸多领域，从不同角度考察和相互印证泉州宗教。其次是注重理论方法创新，大胆借鉴国外诸如“地中海模式”“中层理论”等新工具，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式，形成多种交叉学科，在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和互相借用、影响、移植中深化对泉州宗教文化的认识。第三是观点的创新。譬如，关于泉州史称“亦思巴奚”战乱的考证，在史乘、方志、金石、谱牒、文物与时人笔记等多重证据的支撑下，以史为据，论从史出，指出战乱的实质是元廷争夺帝位的斗争在地方上的反映，排除了对本书立论的根本性动摇。本书主张应该把泉州民间信仰中遍布城乡各地，以宗法家族为纽带，以宗祠家庙为载体，以三纲五常为价值理念的祠庙崇拜、朱子崇拜、关岳信仰、乡贤名医祠等归属于民间儒教。这种细化梳理和定性，对于公民社会的构建，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