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男低音歌王夏里亚宾

    一

    1984年秋，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内出现了一座新墓，墓主是46年前病逝于巴黎的苏联著名歌唱家费多尔·夏里亚宾（ФедорШаляпин,1873–1938），他的部分遗骸从巴黎迁到这里。两年后，他的墓上竖立起一个全身大雕像：夏里亚宾斜倚着沙发，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插向坎肩，头微微扬起，神情专注，似乎正陶醉在歌声中。这一风流倜傥、潇洒不羁的形象，充分显示出夏里亚宾的独特个性。

    这座雕像出自雕塑家叶列茨基之手，其创作灵感源自绘画泰斗列宾（Репин,1844–1930）为夏里亚宾所作的一幅巨大肖像画。

    列宾平日勤奋作画不会客，只有每周三下午接待来访者。到了那天，家里宾朋满座，高谈阔论，好不热闹。年轻歌唱家夏里亚宾非常崇拜列宾，是这儿的常客。他一展歌喉就令人愉悦，所以绰号叫“让人开心”，深得列宾夫妇以及文艺界朋友的喜爱。冬天，夏里亚宾经常和列宾一起滑雪橇，在雪上嬉戏，有时还帮着老画家铲雪……

    夏里亚宾热爱绘画，自己也作画。他的歌唱事业从姐妹艺术中汲取到丰富营养。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对他演唱那首享誉世界的船夫曲有很大帮助。列宾的另一幅名画《伊凡雷帝杀子》，也帮助他在歌剧中更深刻地揭示伊凡雷帝的内心世界。

    1914年的一天，夏里亚宾前去拜访列宾。他那洒脱豪放的神态激起画家的创作欲望，列宾让他坐到大躺椅上便画起他来。这件作品虽未完成，却留下两幅列宾为他作画时的照片。这些珍贵照片启迪了后代的雕塑家。

    前面说的叶列茨基的雕像就与列宾画作神似。这座雕像原是为莫斯科大剧院制作的，但因作品的重量不适宜放在剧院，便将它安置到公墓里做墓碑。这个大型墓上雕如此传神，如此壮观，在整座陵园内非常引人注目。

    二

    夏里亚宾生于俄国喀山一个贫苦农民家中，上过几年小学就去当学徒。上天赐给他一副好嗓子，声音洪亮，音域宽广。这个穷孩子从小爱唱歌，用歌声减轻生活的压力。他未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日后能成为世界著名男低音歌王，天才加勤奋是他成功的秘诀。

    少年时代的夏里亚宾到处流浪，在各种剧团跑龙套。21岁时闯荡到彼得堡，跻身马林斯基剧院。但这里人才济济，他没有机会演出。偶然一次“救场”，使他显露出才华——是金子总要发光！

    这时，莫斯科马蒙托夫歌剧院发现了夏里亚宾的罕见天赋，1896年聘他为剧院演员，他在这里创作的一系列俄罗斯歌剧的舞台形象都成为经典。1899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剧院，成为剧院的台柱，此时他26岁。

    夏里亚宾是位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家，勇于突破刻板的传统表演模式。拿到剧本后，他首先深入分析角色的经历、性格和时代背景，着重刻画剧中人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虽然他很重视化妆的效果和功用，但更讲究“心理上的化妆”。因此他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一再强调，对于一个真正的歌剧演员来说，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在声乐技巧上，那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当反映出人物的精神世界，歌唱艺术是美妙的声音与思想一致的统一的完整体。

    他从不满足于作曲家在剧本中所定下的意图，而要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使作曲家的构思变得丰富和完美。他的创作思想总是比剧本要深刻得多。

    年长他十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夏里亚宾是使戏剧、音乐和歌唱艺术相结合的最完美的典范，说自己的演剧体系正是从他那里得来的。的确，他俩的现实主义艺术主张非常一致。

    当时意大利歌剧在俄国十分风行，夏里亚宾成功地把意大利美声唱法和俄罗斯本土的演唱经验融合到一起。1901年他走出国门，让世界认识了他。作为歌剧演员，他具有一般的意大利和法国歌剧演员所没有的表演才能，他演唱意大利和法国歌剧时也充满魅力。

    当夏里亚宾演出的俄罗斯歌剧获得国际声誉后，俄罗斯歌剧乐派才真正拥有了稳固的基石。他为俄罗斯歌剧开创了一个新传统，并使之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他做出的重大贡献。1911年，沙皇政府授予他歌唱家的最高荣誉“权威歌唱家”的称号。他的挚友高尔基如此评价他：“在俄罗斯的歌唱艺术中，夏里亚宾居于首位，正如托尔斯泰在语言艺术中那样。”

    三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临时政府。此时夏里亚宾任马林斯基剧院的艺术指导，他和许多文艺界人士一样，认为当前任务是捍卫二月革命成果。他与高尔基参加了“艺术事务委员会”，为保护艺术和历史文物而努力。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员遭逮捕，其中有两名因病住院，竟被起义水兵所杀害。高尔基和夏里亚宾一起去司法部，交涉释放被捕人员，临时政府成员很快便获释。

    苏维埃政府非常器重夏里亚宾，他是第一位被授予“人民演员”称号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一些基层干部对待文艺界人士十分粗暴。他们经常到夏里亚宾的住宅，没收家中财物，并不止一次、不分昼夜地“光临”，弄得全家人惶惶不可终日。

    新政权刚刚建立的日子，物质生活十分困难。夏里亚宾要抚养一个大家庭——他经历两次婚姻，共有十个子女，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当局要求全体公民，包括妇女，都到涅瓦河劳动，把沉在河里的大木船拉上岸来，拆卸了当劈柴用……夏里亚宾于是向政府提出到国外演出的请求，1922年全家获准出国。

    为了养家，夏里亚宾不得不到世界各地演出，但他对俄罗斯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本来他是要返回祖国的，但1927年发生了一件事使他再也无法回国。

    四

    旅居巴黎期间，夏里亚宾因同情当地的俄罗斯难民，为他们捐款5000法郎。没想到这一善举竟酿成大祸，莫斯科轰动了，说夏里亚宾资助了白卫军……马雅可夫斯基立即发表《“人民演员”先生》一诗，大声疾呼：“教育人民委员部/请从/白色老爷的头上，/摘掉‘人民演员’/这顶红色桂冠！”

    夏里亚宾果真被撤销了“人民演员”的头衔，并被强行没收了他在国内的全部房产和财物。遭受如此诬陷他痛苦万分。斯大林派人捎话：“回来吧，还给你房子，还给你别墅，比你原来的还要好十倍！”

    夏里亚宾脸色阴沉地反问：“还回房子，还回别墅……心灵能够还回来吗？”

    他愤懑地说：“我连骨头也不能留在这个国家！”

    有国不能回，夏里亚宾只好继续流亡，1935年12月至1936年4月曾来中国。他在上海、哈尔滨、大连、天津和北平五大城市举行演唱会，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在世界级声乐大师中，他是第一个来我国演出的。

    夏里亚宾在我国举行的每一场音乐会，《伏尔加船夫曲》都是压轴曲目，这也是他唱遍世界的一支歌。他给中国听众带来了这首深沉、悲壮的民歌，从此它被我国几代人所熟悉和热爱。

    这位歌唱家在我国只逗留了四个月，却对我国文艺界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国第一代指挥大师李德伦，观赏完夏里亚宾音乐会后就变成了音乐迷，从此走上献身音乐的道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沈湘和戏剧大师曹禺，也都由于观赏了夏里亚宾的演唱会，受到诸多裨益。

    五

    1938年4月12日，夏里亚宾在巴黎病逝。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礼。当送葬队伍走在街上时，行人个个脱帽致哀。队伍经过大歌剧院时，巴黎市政当局要求将他的灵车在剧院门口停留几分钟，以便让法国人民与这位伟大的歌唱家告别。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方面仅在报纸次要版面极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则夏里亚宾死于巴黎的短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病榻上看到消息后，悲愤地对身边的护士说：“费多尔是那样地聪明和富于创造性……他发现了发声学的秘密，应当去教授发声学。然而没有留下一座教授他的发声法的学校，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啊！”

    上世纪50年代，夏里亚宾的冤案被澄清。同客死异乡的好友拉赫玛尼诺夫、布宁相比，他是幸运的。作为民族的骄傲，他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夏里亚宾的墓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墓离得很近。那位怒斥“白色老爷”的诗人其墓碑是红色的，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诗充满“向左，向左”“打倒”……虽一度震耳欲聋，但即使在当时已显落伍，毕竟口号不是艺术，而被他视为敌人的“白色老爷”的歌声却将在世间永远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