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津：文化守望与历史担当

    说起天津，我总会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两岁之前，我随父母就生活在天津，父亲在盐业银行任职，后来因为吃不惯小米，才迁居南京。虽然此后四十年没有到过天津，但《小说月报》选载我的小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随笔，都是写作生涯中值得高兴的事情，结识天津的学人作家，也很有几位。

    2009年春天，为了保护南京老城南历史街区，我和朋友们不得不奔走呼吁，逐级上书，直到国务院领导做了批示，事情才有转机。同时得到类似批示的城市还有天津，听说天津有一个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让我们顿生“此道不孤”之感。我因此记住了王振良、张元卿等人的名字，不久又得友人之介，收到了“小白本”《天津记忆》季刊。2010年秋天，朋友们齐聚天津庆贺来新夏先生米寿，王振良先生领我们去看了天津历史建筑保护的现状。我和止庵、王稼句、徐雁等先生，还曾在五大道的历史建筑保护现场留影纪念。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振良先生，他的年轻干练，令我感慨不已。第二年，张元卿先生来南京大学读博，时得相聚，对于天津的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也有了更多的认识。2013年，问津书院正式挂牌，《问津》月刊定期出版，“问津文库”陆续面世，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界引人注目的品牌。

    2015年，第十三届全国读书年会在天津举行，我第一次走进问津书院，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完善，活动之丰富，学术之严谨，对于当代民间书院来说，真是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数书院的灵魂人物王振良先生，七八十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从日程安排、食宿接待、主题讨论、学术交流、淘书观光，千头万绪，指挥若定，令徐雁先生有“玉麒麟再世”之慨。

    问津书院以“追寻津沽记忆，守望文化家园”为主旨，使我不能不联想到《天津记忆》，这本杂志，不同于当时已有阵容的“民间读书刊物”，而属于城市文化记忆，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前辈文人学士搜集整理地方文献传统的承继，且由几位主持者自费印行，也与“民间读书刊物”多有“出钱的宿主”支撑不同。《天津记忆》始创于2008年，实际上是此后“问津文化”的滥觞。所以我们在2018年来纪念问津书院五周年时，当不能忘记此前筚路蓝缕的五年。正是那五年中积累的运作经验，使他们在机遇到来时，有可能抓住机遇，赢得成功。也正是那五年中形成的基本队伍，使问津书院能在短短五年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问津书院能够团结整合学院派研究者和民间学人两支队伍，这其中的协调与沟通，需要组织艺术，更需要组织者的个人魅力。而他们所累积和完善的史料，广涉天津城市文化的各个方面，许多是具有抢救性质的。若没有前五年打下的坚实基础，“问津学派”五年间的迅速成长，是不可想象的。而以今天的成就为基础，“问津学派”的前景不可限量。

    王振良先生曾说：“我们并不缺乏有学问的专家学者，但是我们缺乏肯下笨工夫的专家学者。民间史料的价值，主要即在于发现，而这种‘发现’恰恰需要些笨工夫。”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在南京，也参与了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但基本上是史有定评的方志史料，或成名学者的研究专著。对于民间资料，尤其是近现代普通人的雪泥鸿爪，虽然也有些人在搜集，但有意识的整理出版，则几乎没有机会。中华民族素以史学传统为自豪，然而二十世纪史却不幸成为蜂腰。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于接受教科书历史抽象的宏大叙事方式，很少有人思考其结论能通过什么途径得到验证。民间史料提供的往往是感性的细节，对于构筑历史结论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但对于保证历史真实则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当细节的流失达到一定程度时，历史结论甚至历史事件将都可以由人任意诠释了。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可能完成一部信史，我们这一代人，就必须承担起搜集、保存、整理、研究民间史料的重任。

    现供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元卿等先生发起筹办民刊《微南京》，策划“微南京”丛书，可以说是“问津文化”影响下，一种新的可贵尝试。我一直希望“微南京”能拓展为“微城市”，促动全国各大小城市的有志于此者，都投身到“守望文化家园”的行动中。如此，则中华民族传统的继承、民族文化的振兴，才不会停滞于宣传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