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巴黎的郊区风貌与空间演变

    随着城市的出现，郊区也应运而生，能提供临时隐退、休养和耕作环境的郊区正是古代城市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作为城市的附属，郊区的兴起给城市的空间格局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也为城市的规划提供了诸多可能。美国著名的地理学家索亚曾对城市规划史上的经典案例——奥斯曼巴黎改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巴黎郊区地理历史（geo-history）的考察，对巴黎城郊之间紧张关系的勾勒，对巴黎郊区居民争取居住空间权利的关注，虽寥寥数语，却予人启迪，引人深思，为探索城市与郊区的关系开启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道路。

    郊区的兴起

    早在14世纪，薄伽丘在《十日谈》（Decameron）中就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佛罗伦萨，这座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因为瘟疫的侵蚀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而郊外的别墅成了最后的乐园。按照科林·琼斯的看法，在英语语境中，“郊区”（suburb）一词意味着“有草覆盖的休养地、独立或半独立式的住所”。在工业城市逐渐形成之时，大多数城市的郊区以其优越的居住环境吸引了城中的资产阶级。18世纪对自然的崇拜，19世纪“回到自然”的浪漫主义倾向，为城中的资产阶级涌往郊区提供了理论基础。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农村饥荒所掀起的人口迁移热潮不仅导致城市人口剧增，也造成城市居民的居住状况每况愈下，这一切让资产阶级涌往郊区的要求更为迫切。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当煤炭逐渐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时，这个日不落帝国便开始与烟雾相伴，首都伦敦也随之成了“雾都”，当伦敦的市民被烟雾呛得难以忍受的时候，郊区的新鲜空气对富裕阶层的伦敦市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倾向于在远离市中心的地带重新定居，在他们看来，市中心污染严重且拥堵不堪，居住环境日益恶劣，拥有足够的财富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逃离恶劣严峻的环境既是成功的标志，也是专属的特权。芒福德指出，郊区的兴起给市民提供了一座避难所，让他们“可以一个个克服文明造成的长期缺陷，同时仍能自由自在地享用城市社会的特权和利益”。

    在法语语境中，“郊区”（banli⁃eue）的含义与英语语境的“郊区”（suburb）略有不同，索亚曾经对“郊区”（banlieue）做过词源上的考察，他认为“郊区”的本义为“禁闭之所”（bannedplace），该词来源于“禁令”（bann）的古义，在中世纪的时候，新到一个城市的人会在城门口看到一则告示，该告示告诫新来者如何行事才符合城市文明生活。禁令是城市文明的界限标记。到了现代，“郊区”意味着环绕城市外围、靠近城墙的近郊，标志着特定城市文化的边界。到了20世纪，当郊区涌入越来越多的人群之后，这一边界之地逐渐变成了一种新型社区，日益减少的绿地和花园，千篇一律的房屋和道路，让郊区成为“一个低级的式样统一的环境”，在单一工业地区，郊区更有可能成为城市垃圾倾倒地。身处这样的环境，在芒福德看来，“再想往别处逃是不可能的”。

    19世纪巴黎的城郊关系曾经吸引了索亚的兴趣，他注意到，在奥斯曼的巴黎城市改造过程中，城郊之间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并由此出发探讨了城市规划中有关空间正义和社会控制的话题。在索亚看来，“正义”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更多地与地理学有关，由此，无论以何种方式去定义“正义”这一概念，都无法忽略其与地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正义”更像是是一种空间表达。

    巴黎郊区的空间演变

    在法国，按照《巴黎城市史》的记载，“到19世纪30年代，居住在巴黎城墙以内的居民一半以上是外来人口。……各种各样的劳动大军同时也是各种危险阶层。”到了19世纪40年代，城市产业工人开始出现。在巴黎城市重建中，长期的公共工程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有时人数可达城市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然而随之出现的便是城市产业工人的贫困问题。属于新贵的资产阶级自然不希望与那些被他们划入危险阶层的无产阶级居住在同一个地区。这种社会阶级的区隔最初曾以垂直隔离的方式存在，同一栋房屋，富人住在上层，穷人住在底层。后来，平行隔离的方式被广为采纳，富人在巴黎有自己的活动中心，而穷人则有自己的特定领域。这种现象从18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到了19世纪前半期，资产阶级新贵们开始远离城市中心向偏远的西部迁移，而巴黎的东部和中心地区则成了穷人的领域。或许，最能驱使巴黎新贵们从城市中心地带迁出去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穷人的不卫生和可能引发的各种流行疾病。

    与拿破仑三世一样，奥斯曼倾向于对巴黎进行铁腕统治，因为“巴黎不是一个自治市，它是帝国的首都，整个国家的集体财产，‘所有法国人的城市’”。这种铁腕统治首先就体现在对巴黎空间的改造。

    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旧到新的过程，它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空间的生成，也意味着对一个旧有空间的改造。然而，无论是空间的生成还是改造，国家干预和政府规划都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已经成为国家首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以这种方式使用空间，以确保其地方的控制、其严格的层级、整体的统一和部分的隔离。它由此而成为一种管理上的控制，甚至成为政治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恰好是一件体现社会控制和层级权力的完美作品。

    彼得·马库塞曾经区分过权力和权威，在他看来，所谓权力，是让其他人不为自己的利益而为了权力持有者的利益执行命令；而权威则是让其他人执行命令，不为权威持有者的利益，而是为了集体的利益。由此可见，与权威相关的规划有望实现正义和民主，而与权力有关的规划则会导致不公正的问题。在奥斯曼时期，作为帝国政权的产物，国家机器完全致力于实施统治者的意愿、满足权力持有者的利益。由此，惠及权力持有者资产阶级的措施对工人阶级而言就是牺牲。穆斯塔法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剥削与空间统治是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后果，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建立的权力社会关系产生和复制了剥削，而资本主义空间逻辑产生并复制了空间统治，这一切进一步加强了对某个群体人口的统治”。

    由此，奥斯曼在巴黎改造中所实施的一系列城市规划措施，包括拆除、搬迁和安置计划，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这个群体人口的统治。这一计划迫使原本生气勃勃且相对稳定的工人居民区从市中心迁至巴黎市郊，资产阶级则陆续回迁到市中心。这不仅成功地削弱了城市中心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瓦解了工人阶级对市中心的控制，而且深刻改变了他们在地理空间上的居住环境和活动范围。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描述过这种状况：“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如果说工厂的非正义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剥削，那么城市的非正义就是城市空间的剥夺和控制，不能负担高额房租的工人被赶出巴黎城，失去了在城市中心的居住权利。艾利斯·马瑞恩·扬在其作品中曾经详细阐述了压迫的概念，在她看来，压迫也就是非正义，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无权感（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其中，边缘化作为一种非正义的形式，其表现之一就是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在巴黎改建中，这主要体现为被赶出巴黎城的工人阶级居住环境的急剧恶化。在各种空间权利中，居住权利往往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与其他权利相比，居住权利具有更多的真实性。作为一种空间生产，住宅的建筑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遮蔽的需求，也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正如柯布西埃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原始本能就是寻找一个安身之所，而房屋正是人类的必需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居住空间非正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常态，而这样的常态的形成归因于资本和权利。

    作为边缘空间的巴黎郊区

    围绕巴黎市郊，新的工人居住和活动社区逐渐形成，郊区成为激进工人的聚居地，成了革命的“红色地带”。在这个“红色地带”，住房条件恶劣，生活环境不尽人意，人口日益稠密，1861年，巴黎郊区的人口占巴黎总人口的13%，1901年上升到26%，新增加的人口多是来自北部和中部的非熟练工人，其中也包括少量的外国移民，以及来自东欧的犹太人。

    在此，巴黎城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空间转型（spatialtransforma⁃tion），巴黎城市的空间设计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件政治工具”。这种空间设计表面上看是国家为了有效地控制巴黎市中心的工人运动，实际上是为了“改善社会控制的空间系统，尤其是针对城市贫困人群的社会控制系统”。在巴黎，城市中心与市郊之间形成了诸多的不平衡。巴黎近郊成为了一个边缘空间，一个中心地带的它者，一个被规训的空间形式。索亚对边缘空间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存在这种“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寻求空间正义的行动路径中，行动的地点往往定位在边缘空间，例如巴黎城的郊区。在《第三空间》中，索亚借用黑人女性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的说法，阐释了对边缘性问题的看法，认为边缘性可以作为生产反霸权的重要地点，是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边缘既是镇压之地也是反抗之所。

    战后巴黎郊区由于缺乏建筑法规的约束，成为各类工厂的青睐之处。与此同时，郊区土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投资，郊区的住房建设也日益加速，房地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巴黎外省人以及大量的移民，其中不少是法国原殖民地居民，如潮水般地涌入郊区。在当时，没有一个欧洲城市像巴黎这样吸引了这么多的外国人。随着巴黎工人逐渐富裕，他们通过迁移到中产阶级住宅区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条件，近郊逐渐成为外来移民的主要居住场所。

    这个变化导致近郊日益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地理，在这里，经济排斥、大众忽视、文化和政治对立的情况日益加剧”。巴黎城市近郊空间的非正义特征日益明显，它犹如密布的乌云，预示着形成政治反应的可能，或者，更具体地说，预示着这一霜冻地区即将经历一系列动乱。1968年5月，在靠近巴黎市西北部拉德芳斯（LaDefense）现代商业区的城郊南泰尔（Nanterre），一场由自发的学生反抗活动开启了法国“五月风暴”，街垒再次现身于规划之后的巴黎大街上。在1968年5月的这次事件中，列斐伏尔的城市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哈维认为“这次事件是第一次通过明确的空间策略，有意识地寻求社会正义的大规模新型动乱。……这次动乱不仅是对法国资本主义主流形式的集体抗议，更是对巴黎地理空间不平等的坚决反击。”

    为了缓和日益恶化的郊区状况，巴黎一直寻求着解决郊区—中心矛盾的运行机制，也采取了一系列城市公共政策。然而，这些城市公共政策却难以实施，因为政策的背后是法国共和模式所推崇的共和价值，这种共和价值“拒绝承认城市中社会经济和空间配置的差异，认为每个人在法兰西法律下都是平等的”。这样一种典型的同化和融入模式所认同的是个体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个体的民族或宗教身份，换言之，它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保证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论出身、种族、宗教信仰。由此，尽管巴黎为郊区居民提供了一些有关城市权力的口头承诺，但是在这样的共和模式之下，处于弱势一方的郊区移民却不可能从城市公共政策中真正获得特殊待遇。列斐伏尔发现，“将群体、阶级、个体从‘都市’中排出，就是把它们从文明中排出，甚至是从社会中排出。……这种市民的权利（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这样说：‘人’的权利），宣告了以隔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与正在建立的那些中心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这些决策的中心、财富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将那些不能分享政治特权的人们赶到了郊区。”事实上，因城郊的地理空间因素而造成的贫穷、失业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在很多时候是隐形的，这导致公共政策很难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些非正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黎城郊没有表现出社会或经济环境改善的任何迹象，逐渐成为一片“永久性贫民区”。

    在巴黎郊区，由潜藏的空间非正义因素引发的城市危机层出不穷，这或许是巴黎最为独特的风貌。在奥斯曼的巴黎重建中，空间成为“一个消费对象，一件政治工具，一个阶级斗争的因素”。正是从奥斯曼城市改造开始，城郊成为了抵抗力量的发源地，城郊居民作为城市动乱的主力军频繁出场。列斐伏尔将这种空间称为等级化的空间，在《空间的生产》中他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称为“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而在索亚那里，“空间资本化既是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动力，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作为弱势群体，那些来自被剥夺空间权益的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学生、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流浪汉就构成新的反抗力量，争夺空间的‘控制权’就成为反抗的主要目标”。当空间非正义使巴黎郊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薄弱环节时，动乱和危机就频频出现了，居住在巴黎郊区的弱势群体成为贯穿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武力罢工和军事反抗的主力。从1871年巴黎公社、1968年五月风暴直到2005年移民骚乱——巴黎为城市郊区多年来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