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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到黄兴涛教授这本《“她”字的文化史》的书名就想到陈寅恪先生那句“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这是极少表扬人的陈先生褒奖沈兼士的话。陈先生之言，我料想大意是说一字背后，实际上有无限的牵连，以现代学术眼光品析“解释”一字，不应局限于传统训诂学的形、音、义等等，而是要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揭示此字具体的运用、变化之迹，在民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理解这个字。
三十多年来，欧美学界流行的将社会与文化作为整体研究的“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已为史学界普遍认可。初读《“她”字的文化史》，目睹一个个五四文人针对“她”字的激烈研讨，品读一段段载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刊物的含有“她”字的新作新诗，觉察到本书浓厚的叙事色彩。黄兴涛教授着力刻画了“她”字一路走来的细节，再现了人们的认同过程，揭示了历史过往的种种可能性，“新文化史”的影子隐约可见。
但是回过头来再一品味，跳出黄兴涛教授兢兢业业所描画的纷繁细节，《“她”字的文化史》并非像新文化史学那样重叙事而轻分析因果，事实上，此书仍然带有传统史学寻因究果的强烈色彩。在系统完整地发掘材料之时，集历史叙事、史实考辨、分析评论于一体。正如作者在此书153页的注释①所讲到的“开放型、发展中的新的文化史的研究，固然可以置重‘叙事’，但也不应简单排斥‘论析’，更不应限制分析工具。”
其实纵观全书可以了解到，黄兴涛教授极为细致的梳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及之后二十多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解决女性第三人称称谓问题的过程，也集中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经过彼此反复激辩和自我深刻研究，最终将“她”字抬进了中华千年的汉字字库的过程。“抬进”而非“放进”，个中曲折，可见一斑。作者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以扎实的考证工夫，再现了“他”字一分为三的过程中，“她”字是如何诞生，如何进入书写实践，并且与“伊”竞争，最终取得了稳定地位并获得社会认同的。
本书引用了大量的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诸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潮》上的诗歌小文，这些文学作品真实再现了“她”字在当时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此同时，黄教授还搜集了民国知识分子就讨论女性第三人称称谓的评论、口头表述以及相关的政府文件、会议记录和人物回忆等等。除此之外，更让人叫好的是黄教授在运用这大量的有关文献时特别注重做到保护完整性基础上的精准。对于那些精彩的篇章不吝篇幅直接全引，令人直呼过瘾，书的扉页甚至都是当年讨论“她”字兴废的民国图像，让读者直截了当地接触最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引人入胜。再进一步，黄教授主动梳理建构那些芜杂零碎的材料，让“小”材料、“残”材料变成“大”材料、“全”材料，管中窥豹，化腐朽为神奇。
由于上述原因，《“她”字的文化史》书虽不厚，所传达的信息量却巨大，几乎再现了五四前后民国文坛有关“她”字的全部论调、论述、论战，读者甚至可以以此窥见当时中国的整体文化格局，切实感悟其中的民族性、西方性和现代性。
当然，黄教授组织材料、运用材料、展示材料的精华之处更在于为我们揭露出各方文人论争之后所凝结出来的共同之处。就比如五四时期的文学新锐，如康白情、俞平伯、王统照、田汉等人，是自觉书写“她”字的代表人物。而在同一时期，追随“伊”字的，则有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新造一个“她”字，或者说，把中国古文里的“她”字赋予新义，反对者也不乏其人，理由也各种各样。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她”“伊”二字之争，其间甚至曾一度出现了“伊”字成为头号种子的局面，不过，最终“她”字凤凰涅槃，“伊”字功败垂成。
据黄兴涛教授考证：自1922年之后，朱自清、叶圣陶、徐志摩、梁实秋，以及鲁迅兄弟等人，都先后弃“伊”而从“她”。“她”字经过短短数年实践，尽管仍有异议，但其通行于社会的大势基本已定。就时间而言，1923－1924年是关键的转折点。1930年代初的国语教科书、国语词典也从官方角度清楚地表明，“她”字得到了社会认可，已经普遍流行。这争争吵吵、反反复复、坎坎坷坷中更加体现了“她”字从个别独创走向大众公用所经历的现实打磨、历史沉淀，正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那么到底是什么能够让“她”字从寒冰口中的一文不值最终走到击败“伊”而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呢？
其实“她”字既是在翻译需求的背景下产生的：书中讲到，有个叫郭赞生的人，在1878年翻译的《文法初阶》里面，最早尝试将“他”一分为三，用“他、伊、彼”来对应“he、she、it”。此为“她”诞生的前奏。
当然更是现代化的动力所促成的：正如黄教授所言“汉语中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她’字之发生与成功，最初虽然是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但在根本上却是其被时代激化发出的具有内在矛盾现代性诉求、或者说是现代化需要的结果，是这种诉求、需要与汉语传统互动的结晶。”
所以虽然新文化史学家代表人物彼得·伯克曾在《语言的文化史》一书中已经为读者揭示，不同语言之间的竞争、消长这一现象背后其实是国势的抗衡，但说到“她”字的诞生到书写实践再到社会认同，黄教授更愿意强调，与其说是西力东渐，中文适应西语的结果，不如说，这也是中国固有文化由传统进入现代的内在需求，“西方性与现代性只是偶然发生了重合而已”，“她”字得到广大社会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人自身的现代性需要及其追求”。这样的解释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此书而言，我们就不得不好好研究一下现代性对于“她”字被“抬进”中华汉字字库的作用了。
综合来讲，将“现代性”作为解释历史的一个概念性工具虽然也有其一定的解释限度，但似乎可以称得上一种使用自觉。同样，在此书153页的注释①黄教授讲到“笔者并没有‘现代化’或‘现代性’情结。但我觉得这两个概念仍是可供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的有效工具。”
在《“她”字的文化史》的最后一章“现代性诉求与汉语传统的互动——‘她’字获胜的根源及其历史文化效应”中，黄教授以“现代性诉求”为线索去解释“她”字的诞生以及最后的社会化认同。当然，即使黄教授这样去解释，在“她”字产生以及被认同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现象问题都不是仅仅从现代性的矛盾结构或是多重现代性因素彼此互动的角度就可以完全解释得通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她”与“他”最终发音一样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肯定和现代性或是现代性诉求关联不大，而是和我们的传统密不可分的。这就说明了“她”字的创生一直到书写实践与社会认同，归根结底，都是“现代性诉求”与西方语言、汉语传统彼此互动撞击而出现的：“她”字首先离不开西方语言的直接刺激和示范启发，最终也逃不了汉语传统的隐隐制约和微妙作用。
通读全书，黄教授其实做了一个全新的立体化尝试：既取“新文化史”的亮点叙事在前，又保留着传统史学寻因究果的过程在后。这样的尝试造就了《“她”字的文化史》极其特殊的一面。这种尝试是否成功暂且不论，但此书必定因此引出读者更多的思考。
另外，《“她”字的文化史》虽不曾系统地为读者深度展示“现代性”理论，但是黄教授却在探讨“她”字生成书写认同的进程中潜移默化地以一种调和思维向读者阐述“现代性”。就如书中155页眉头的几句话“现代性的内涵是丰富、多维而矛盾的，它既有特定的历史内容……又可以是从‘合理性’角度来加以把握的一般原则。就后者而言，它对于人类往往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意义。”
学术上没有绝对权威，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认识、阐述，黄教授的看法也并非无懈可击。譬如有关论述会给人以把复杂的现代性简化为一个包含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的错觉，或是误导部分人认为黄教授自己最最关注的就是现代性超越西方性的一面。
剥离此书的血肉，看清筋骨，正本清源，便是看到“现代性”这个问题。黄教授关于“她”字与“现代性诉求”关系问题的依据首先就是书的前半部分“她”字的创立者、提倡者、认同者所曾持有的意见之历史事实而非纯粹的逻辑推断。“现代性”这种抽象而宏大的概念，兼有历史沉淀的塑造和未来模糊的内涵，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现实的超越性和未来的开放性。黄教授于《“她”字的文化史》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的对于“现代性”在不断反思中有所改进的期待或许无法被人完全理解甚至被戴上“目的论”的帽子，但是这种期待本身就蕴含着对人类自身无限改进和发展的深切企望，这也正是“她”从无到有所折射出来的“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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