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其人其书

    1938年11月，《星期日泰晤士报》于伦敦的伯爵广场举办全国书展，吸引了数千人前往参观，其中还包括玛丽王后和肯特公爵等知名人士。书展大受欢迎，主要有一个原因，包括成名作家、新进作家在内，总共几十位作家在那儿举办演讲；其中也有新书《伦敦画记》的作者蒋彝。蒋彝在挤得满满的演讲厅内，向七百多名听众就“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发表演讲。面对听得入神的听众，蒋彝表示：“这个国家的人相信，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可有没有人想过，中国人对这国家的人也有同样想法？你们把名字摆在姓前面，我把我的姓‘蒋’摆在名字‘彝’前面。在中国，结婚之后开始谈恋爱。在英国，结婚之后，恋爱似乎自然而然就终结了。”演讲后，蒋彝以毛笔为听众在新书上签下他的中文名字，逗得大家非常开心。《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他的签名大受欢迎。”

    蒋彝已因几本力作而享有文名：介绍中国艺术的《中国画》（TheChineseEye，1935）、记述他至英国西北部湖区旅游经历的《湖区画记》（1937），以及《中国书法》（ChineseCalligraphy，1938）。这些书全都以英文写成，全都广受欢迎。他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这种成功，自然值得敬佩。而只要想到，他1933年来到英国时，英文能力还非常有限，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

    蒋彝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对花鸟绘画情有独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研习中国古籍，作古诗，练习书法、国画。在他成长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生活带来极大震撼。受到当时先进思想冲击，认为唯有进步的科学才能造就新中国，蒋彝选择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并于毕业后在高中教了大约一年化学。不过，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很快就促使他决定投身政治，以便参与社会革新与革命。他为扫除军阀、求得国家统一加入北伐军，随后在三个不同地方担任县长，包括他的家乡九江。后来，为了地方上一家外国石油公司，蒋彝和一名极有权力的军阀发生争执。他辞去政府公职，于1933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并打算一两年内束装返国。没想到，他在国外一直滞留了下去，直至1975年，才有机会重回中国，当时，距离他走出国门已经42年。

    1933年，蒋彝刚到英国，便进入伦敦大学就读。1935年起，他于东方学院担任远东语言文化部助理讲师，当时庄士敦爵士是该部主任。后来，由于了解到中国医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韦尔科姆历史医学博物馆（WellcomeHistoricalMedicalMuseum）于1938年聘请蒋彝，为其设立中国部门，安排展出。两年后，一场空袭中，他位于汉普斯特德林区（HampsteadHeath）附近公园山路（ParkhillRoad）的住处遭炸毁，蒋彝才搬到牛津，直到1955年移居美国。在英国20年间，蒋彝非常幸运，认识了许多艺术家、学者、诗人、剧作家，其中有中国人，有英国人。因其活跃的文化氛围，伦敦是极少数能够吸引中国流亡海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欧洲城市。他们经常聚会，讨论各种时新议题，互相支持。且举蒋彝在伦敦遇到的几位人士作例子：艺术家徐悲鸿、刘海粟，京剧演员梅兰芳，剧作家熊式一。同时，蒋彝也交了许多英国朋友，如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爵士、威廉·米尔纳（William Milner）爵士、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庄士敦爵士。能够进入这么优秀的知识分子圈，对他自然大有帮助，使他更明白文化交流带给双方的好处，也深层体会东西方文化的共通处。

    到达英国不久，蒋彝就给自己取了“哑行者”（SilentTraveller）这名字。传统上，中文“哑”这个字隐喻了谦虚和智慧；在这儿，则强调出蒋彝在西方遭遇的种种困境，尤其是语言方面。这名字标示了蒋彝的新身份，也一辈子跟着他，经常出现在他的信件、明信片、签名上。这名字还是他12本旅行书的标题，书中记述了他在不同国家、城市的旅行经验，以及他对东西方相似之处的探索。

    《伦敦画记》是继《湖区画记》之后出版的。湖区国家公园一直以令人屏息的自然美景，及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关联闻名。蒋彝1936年夏天至该区旅游后，即写了一本书。这书原本以旅游日记的方式写成。蒋彝陆续将手稿寄给几家出版社，得到的却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信。出乎意料地，过了几个月，一家出版社决定给蒋彝的手稿一次机会。出版商对这书的销售前景毫无把握，只同意给蒋彝六本书，还不打算付他任何版税。艺评家赫伯特·里德写了前言，称赞蒋彝“胆大无畏地踏入我国的圣殿，以他自己的方式致敬。”里德赞美该书成功证明“华兹华斯的诗接近东方的某些情感和思想”。让出版商跌破眼镜的是，蒋彝的书非常畅销，头版一个月就卖光了。接下来再版的书，作者自然拿到了版税，而“哑行者”这一名号，也成了他随后旅行书的标志。

    蒋彝对自己旅行书写的独特风格相当自信，在主题安排及叙述方式上，也复杂得多。这书包含了两部分：“伦敦景色”和“伦敦生活”。第一部分呈现了伦敦四季中和不同气候下的市容，突显了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敏锐感受；第二部分则遵循英文随笔作家写作传统，对儿童、书本、美术馆、食物、老年等各色题目进行深思。不过，整本书合起来，却是中国观察家以艺术化而诗意的方式重建了的伦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画记》在西方读者间风靡，之前，他们只读过欧洲人所写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书。忽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声音在谈论他们的文化——他们那经常自视为较优越、较进步的文化。某种层面上，传统上身为观察者的西方旅行作家和人种学者，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角色颠倒了过来。蒋彝一点都不隐瞒他的族裔身份，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文化背景，提到中国人。这种文学技巧不仅大胆，而且极具创意。《伦敦画记》这本书，如同蒋彝其他的书，无论语言结构、文章内容或用字遣词，都非常中国化，英文读者读来，必觉充满异国风味。不过，这些读者一定也会为他的幽默、智慧、简洁，甚至极具技巧的自贬所倾倒。另外就是穿插文中迷人的图画和书法了。他们很快发现，哑行者聒噪又温和，他笔下的中国人世故而具人性。

    许多人喜欢抱怨伦敦的雾、雨和风，可是蒋彝却在恶劣的气候里发现了美，发现了乐趣。他喜欢“雨中漫步”，这使人“真正有机会欣赏大自然”。他告诉读者如何发现并欣赏现代城市之美。除了花、树、湖、公园里的鸭，皮卡迪利广场和蔚金特街上的人群这种都市里常见的景象，也可以让蒋彝惊叹、开心不已。他说，他喜欢观看雨中的人群，“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或身体，只见到移动的雨伞。如果那些伞是深蓝色的，我很可能还会将它们误认为海浪，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断往外冲刷。”

    表面看来，《伦敦画记》说的是作者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实际却是对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在讨论伦敦景色时，蒋彝举出许多鲜活实例，比较并说明东西方的相似之处。蒋彝选择“找出世上所有人类的共同点”。他自相异之处寻找共同点。在这本研究伦敦的书里，当讨论到工作时间、儿童教育，甚至对爱情的期盼时，蒋彝指出，尽管语言、肤色、宗教、习惯不同，世界各地的人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而这些共通之处正是未来互信、和谐共处的基础。

    蒋彝也不吝于给读者介绍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即祖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了强调智慧、真诚、同情，他经常提到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比如，孝道、子女尊敬并照顾父母及长辈的责任。他提到儒家思想时，一点都不教条。相对地，他让读者感受到一点中国大众哲学的趣味，并以一些精心挑选的实例、格言，唤起他们的好奇。

    值得一提的是，蒋彝以不懂政治为由，几乎在所有书里，刻意避开这方面的话题。这种避谈政治的态度并非无知，而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坚定信念，认为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文化，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那同时也是他的策略，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为自己寻得安身立命之道。

    蒋彝一直让人觉得，他是个快活的人。他脸上总带着笑，文字总让人捧腹。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存在一股深深的悲伤、恐惧、焦虑和乡愁。蒋彝从不让人知道内心感受，直到晚年，他才承认，他并不似人们一直以为的那般快乐无忧。他怀念他的家人、他的故乡，书写旅行书，解读中国文化，使得哑行者乘着想象之翅，回到自己的故乡。

    《伦敦画记》初版至今已超过70余年。伦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蒋彝的结语仍会不断萦绕我们心头：“我在伦敦看得愈多，对四周景物愈觉亲切；对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见得愈多，愈深深地坚信人道、爱和美。为什么人们要因种族和国籍产生间隙呢？”

    （本文节选自《伦敦画记》序，作者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