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布罗镇的邮递员》：童话的温情会牵制文本的深度吗

    童话的温情常会牵制文本的深度，但是人类若没有“希望”可以寄托，更难在充斥“工具理性”的当下获得生命的观照和情感的滋养。

    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出版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屡获殊荣，绝非偶然。在一个三面环山、北面是茂密森林的“布罗镇”，邮递员阿洛独自前往人类不敢涉足的黑森林，开启了一段时空里的奇遇。少年的归去来、文化意蕴的时间、诗性隐喻的空间，让这个流畅、温暖的童话不时闪烁着对生命和自然的哲思。可以说这个人物和故事的出现，赋予儿童找回人类生命家园的力量，展现了中国原创童话的文化自信。

    少年阿洛的形象，萌发于现实，诞生于想象，丰满于文学。他没有哈利·波特的荣耀疤痕和传奇身份，没有《魔戒》中弗罗多的天赋使命。无父无母、瘦弱矮小的阿洛是小镇里最不起眼的少年，他走进黑森林送信，结识了许多神奇的动植物，化解了人类和森林动植物多年的仇怨，修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可依傍的唯有善良、真诚和热情。少年自由穿梭于小镇与森林，遇见能够计算时间的松鼠、爱讲故事的獾、吹笛子的人、瘸腿雪狐、精于刺绣的刺猬、魔法师老鼠、神秘的小绿蛇、吃字的怪物、小树精；又能在小镇中安抚镇长的驴子，令图尔、老孟等从事屠宰行业的人放下屠刀……所有的故事情节既是天马行空的，又充满了某种可辨识的社会现实。

    例如精于刺绣的“云裳”秀坊坊主，靠手艺挣钱，又怕别人偷学技艺，总是背着别人没日没夜地赶工期。但他始终绣不出“最真诚的微笑”，竟变成了一只刺猬。这显然是一个关于金钱社会里“人的异化”的隐喻，然而刺猬比《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利幸运的是，他无需蜗居在斗室中饱受家人的歧视和虐待，森林收留了他，让他在无欲无求的放逐中找回了自我；甚至只要在三年内得到“一个人类最真诚的拥抱”就可以变回人类。童话的温情常会牵制文本的深度，但是人类若没有“希望”可以寄托，更难在充斥“工具理性”的当下获得生命的观照和情感的滋养。少年阿洛不再是传统童话意义上的拯救者、历史关键人物，他给刺猬的最真诚的拥抱已经超过了三年时效，他甚至不是托尔金所归纳的童话的要义在于“关注愿望的满足性”，阿洛既没有能够让失去青春容颜的采弥返老还童，没有让巨人麦加加摆脱老鼠的躯壳，也没有能让瘸腿雪狐找到自己的母亲……他是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诚朴的邮递员，传递问候与和解，分享温度和信心。

    很多故事都掩埋在时间深处，在充满文化意蕴的追溯、遥望中，通过经历者的回忆、在场者的选择、见证者的反思，形成视角的相异、交叉和碰撞，生成文本的丰富性，也使作品产生了神秘性和趣味性的阅读效果。这种叙事策略既是对布罗镇和森林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重新认识与积极介入，也是少年自我的一次次心灵洗礼。阿洛第一次走进森林是为钟表匠特洛送信给松鼠，这封信顺利送达，这是给松鼠写了半辈子忏悔信的特洛始料不及的，由此揭开了人类背弃与动物的友谊、偷走“时间”计算方式的黑暗“历史”。这个叙事起点留下了探索时间深处缝隙、实践当下以期改变未来的可能。故事中很多章节既独立并联，又借阿洛的积极介入而彼此勾连。来自遥远城堡的宫廷乐师，沉湎于过去的痛苦，徘徊在小镇与森林之间。阿洛持之以恒的问候让他有了回归故土的勇气，有了吹奏出舒缓愉悦笛音的能力。而他的笛音又唤醒了黑暗森林的鸟鸣。这个环环相扣的情节抚慰了时光里的缺憾和伤痛，给了阿洛救赎过去、改变当下、创造未来的信心和期许。

    “布罗镇”和“森林”是一个充满诗性隐喻的空间。人类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对动物的乱捕滥杀，使得二者相互仇恨，老死不相往来。现代文明所许诺的美好生活并没有使双方和谐相处，恰恰相反，人类不断地捕杀会唱歌的鸟儿，习惯了没有鸟鸣的生活；而森林也变得愈加死寂黑暗，所有的动物都在昏睡，拒绝甚至围攻人类对它的涉足。这一剑拔弩张的对立空间里，携带武器擅自闯入的屠夫图尔、图格父子，要么困于深山，要么头破血流。唯有毫无设防、坦荡荡的少年信使阿洛，穿梭在二元对立的危险空间里，并以一腔赤诚渐渐打开了僵局。布罗镇有钟表匠、菜农、屠夫、铁匠、“朱记”烧饼铺、养兔子专业户老孟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小镇。这其中最具讽刺幽默感的是镇长和他的驴子，从镇长的权利傲慢里折射出小镇的混沌、无序。小镇连医生也逐渐走光，更显颓败。如果再没有一股新生力量注入，布罗镇的生态与人心都将会更加的荒漠化。事实上，拯救小镇的力量源泉恰恰是其仇视的森林：散发异香的花树治好了采弥的病痛，隐匿于森林的大船最终拯救了洪灾中的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通过这个“诺亚方舟”式的结局，布罗镇和森林的恩怨在这场劫难中化解了。

    阿洛的信使身份赋予了儿童改变历史现状的巨大信心，但是对这一可能性的书写，郭姜燕是非常节制的，平凡少年阿洛对小镇和森林的探索，既是积极主动的，又是谦卑友善的。童年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意识，融洽地奔驰在郭姜燕的写作里。布罗镇和森林，从彼此对立，到相互接纳之间构成的张力、缝隙和弥合，使这个童话文本具有较强可读性的同时又达到了的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尽管少年阿洛的信使之旅不乏有“集体期待”的被裹挟意味，各司其职的人物形象、充满必然性的情节设计，难脱童话创作“类型化”的窠臼。但是平凡少年阿洛找回了人类失落的生命家园，不仅关于想象力、童话品质，更是一种比一般环保或生态意识更为深刻的“命运共同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