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王汎森老师

    王汎森老师早已誉显海内外，正如他所提的“观风察势”一般，这股风势日炽，并逐渐延及到青年学生之中。作为晚学后嗣，曾几度有幸避席，感受“王言如纶”，至今犹在目前。由书及人，王老师所带来的典范意义早已突破了其精洽的学问本身，我想不是这样面谈的机缘，是根本不可能全参的。10月份的厦门之行，收到震邦师漂洋过海带来的新书，颇感意外的是，正是王汎森老师的新作《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何以意外呢？在与震邦师往常的暇谈中，我早知，他跟王汎森老师曾因学术异见，发生过“冲撞”。我随即旧事重提，震邦师便说，我看你在看他的书，所以带一本给你。但我显然对他的弦外之音心领神会，即学问不要存门户的偏狭之见。

    在与王汎森老师晤面之前，早有“预热”的十来次“鱼雁”，内容当然不离学术问题。主要围绕读书的问题展开，譬如《左传》《三国志》《说文解字》等，王老师几乎是每次皆回，有时则让助理代回，而且是十分恳切、工典的书信体，虽是电邮往返，然不减我的耳目一新之感。但后面相见的事情却是我始料未及的，倒不是钱钟书先生谈及陈寅恪时所言的“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我想法纯粹，趣旨仅仅在问学而已，对拜见抑或“高攀”之事则完全不在我的“备忘录”中。在8月份两岸史学营的时候，我随口聊及此事，因我是硕士，不具备报名资格，谁知他那时候正在美国，却托请秘书给我问询、周旋，事虽未能成行，感动却不止于此。在稍后的回函中即言，希望在武汉与我一晤，而此前我已亮明我是震邦师的学生，原来王老师跟震邦师一样“捐弃前嫌”，我自然是受宠若惊，同时也愧怍不堪，对于高达先进我应主动执礼拜见才是，何况是远道而来。念兹在兹，我后来为表诚谢，特意手信王老师：

    泛森先生道席大鉴：时序不居，自前一别，飘忽数月，久侯良讯。虽有电子鱼雁，难尚目前，假以书翰，栗式遗统。先生早登台辅，将掌泮池，海内闻声。前次猥屈，至汉承晤，拜尘之风，自此绝矣。万事日昃，时扰不尽，感荷如何。愚生顾慕前风，每览春秋人物，慨然有所得，用以自警。唯以好学治疾，恐鄙陋没世，无人称焉。今录前作两首，微示谢忱，并乞斫正！

    北虏南夷史上难，西风吹泪话长安。先生宦罢雄言盛，不问沧波有钓竿。

    一棹仓皇化鹤年，江南依旧水涓涓。可怜我亦中原客，不解东京梦录篇。

    东坡有言，君为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适此际也。即颂寒安不备。末学行国拜上。

    几番周折后，最终在王老师下榻的酒店门口相遇。我先自报名姓，但确乎显得木讷、拘谨，竟忘了向王老师问好，随行还有王太太以及一名服务学生。话题先由王老师打开，说前次邮信给他《左传》中关于昭公四年“子产、左师向楚王献礼”以及五年“夏口”的辨析，前部分他同意我的看法，后部分他有自己的考虑。接着问我毕业论文的选题，我说是与农村有关，开始讨论杜赞奇的“内卷化”及明清乡约，实际上那时候我才刚刚动笔，后来查考才知，“内卷化”这一提法并非杜赞奇首提，而是格尔茨。对谈好像变得轻松了许多，我开始“主动出击”了。我问“执拗的低音”这一提法是不是借用于丸山真男，王老师说是的，我那时候实际并未看王老师的原书，所以对这个话题只能“予忖度之”，适可而止。在聊天过程中，实际还有一个小插曲，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我骑车到酒店门口之前，胳膊不慎摔伤，但后来被王老师察觉，王太太执意带我去药店，我执拗不过，只能奉从。我们接着聊天，进入武大校园，在纪念亭聊到苏雪林，王老师翻出了好长的“历史书单”，我已不能全记，只知大略是苏雪林在后来对当时武大学生运动的看法是全然不同的，可作参看。我问及陈寅恪诗、若干年前《柳如是别传》“赴港”遗事，王老师显得有些错愕，并指出带到香港的是《论再生缘》。我们边走边聊，一旁的王太太则听向导学生介绍，步伐时急时缓，最终都站在一排。但接下来的谈话，我显然胆大起来，不停地发问，王老师则“从容按节”，执辔有余。我道权力毛细管有点斯宾塞社会动力学的况味，他则直言借用福柯，但后面当我说道我祖父有些旧书，并引“人间犹有未烧书”时，他突然大笑起来。稍后在《权力的毛细管》一文发现，他在解释清代文字狱之下典籍的“漏网之鱼”时正是引用的此句，我才明白他笑声后的“真相”。我们走到樱花城堡（即樱花大道的老楼），我急忙向他推介，人言博士斋，吴梅村有诗句涉及，但一时难以搜采，后来检询乃见“废圃谁知博士斋”之句。我们继续聊，涉及杨明照、周振甫、杨伯峻、吴国桢、王世杰等诸先生，尤其是杨伯峻先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左传》，我则开始了评弹，言杨注比较精严但有些问题，杜注亦有，王老师则反问式地重复我的话，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我随机插入《明实录》，那时候正在校对，王老师说起了黄彰健先生在生前校检《明实录》的艰难往事且对版本流传做了略说，史语所有电子档，如有需要则可以拷贝传我。首次谋面，谈话将近两个小时，王老师给我的感受除了“先生原是古之儒”的谦冲潜默，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慷慨迈逸，譬如他臧否时流人物时颇有挥麈谈玄之风，让我如临其境。

    第二次相见则是一个月后的南京，我便不再拘促，主动驱驰前往，以补前度略失之礼。第二天上午便在会议室的餐厅见面了，我们似乎比前次更有了默契，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先是轻松一握。我接着略带调侃式的开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王老师”，他则一阵大笑，问我有没有餐票，事实上我在师弟的盛情下早已“完成”早饭。看餐桌上还有其他人，我则有意暂离，并约在楼上见。约摸半小时后，我们的谈话继续。先是聊学风与地域的问题，我先抛出话题：张之洞在湖北考察时，发现湖北学脉在黄州，他则径用《寒食帖》里面的句子反问我：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中的黄州吗？我说是的，新儒家三分天下有其二，熊十力、徐复观等皆为黄州人，他又引了一句希腊语来说明学风与地域的关系。接着话及潜山、桐城，这些地方都是清代实学的重镇，与黄州仅一山之隔。由于他会务在身，谈话就此中断。互动主要是在会场进行，等他精彩的演讲完毕，我的问题几乎是铺天盖地。我问对粱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的“清代早期是陆王之争，后来变成汉宋之争，而晚期则变为新旧之争”持何看法，他则复，赞成前两点，不赞成最后一点，新旧之争并未覆其全貌，然后举了十分多的例证。我问龚自珍在他的思想中实际保留了许多感念皇恩的成分，比如“平生默感玉皇恩”等，这似乎与我们通常认为其是一个批评者的印象有些相悖，如何看这一问题，他则言龚自珍实际受到公羊学影响较大，里面暗含强烈尊君的思想。我又问，汉学一词在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首出，时人却不以为意，比如阮元，到后来却逐渐为人接受，这是为何，他答，确实如此，但是后来在交锋与缠斗中逐渐为大家接受，从学术流向进行了梳理。如此往返、轮回数次，第二日在他单独的演讲中继续，会场人众汹汹。王老师讲及尼采历史的疾病、史学的格子状理论、史用学等问题，我大致问了三个问题，一是尼采所言的历史的疾病，陆象山、颜习斋好像也有类似表露，即知识无用论，二是史学的格子状理论似乎印证了《文心雕龙·史传》中言的“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三是历史研究当下十分重视小人物，似乎受到海外汉学的影响，譬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王老师竟记了下来，一一作了详瞻的回答，并特别指出《文史通议》有《文心雕龙》的影子，尤其是文体问题的阐释，并举他有次在东京开会时，有人专门论及这个问题。南京此会，罗志田、陆扬二位老师也皆在座，我本忍不住“口齿之痒”，欲跟王老师戏谑一番：您是中流（诗有“汎彼柏舟，亦汎其流”），罗老师是潜流（曾写过《乱世潜流》），陆老师则是清流（曾写过《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但跟罗、陆二位初显生涩，故欲言又止。

    王老师于经学、史学、文学、礼学，博涉其流，诚如前言的“汎彼中流”，西学更是不在话下，譬如柯林伍德、克罗齐、尼采等。对章太炎、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好像由于身份的缘故，仅作为应制文而已，事实上他的研究触角伸的很长，远不止于此，俨然“汉学祭酒”。据说，他曾在学生时代将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读过十几遍，这当然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从文章、思想再到人事，王老师可谓其道一以贯之，足当学人典范。我忽然想到一则逸事，1970年代的台大课堂，墨子刻先生问座中的学生，大意是愿意做商界巨子，还是愿意做学术高流，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做后者。时至今日，如墨子刻先生的课堂还在，他大概要问愿意做马云，还是王汎森，我想大多数人皆会一反前例、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这种比照，让我想到陈寅恪先生“桃观已非前度树”的句子。“著书都为稻粱谋”当然是君子务本之选，但君子不器亦不可偏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