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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1月03日 星期三

    我所认识的王汎森老师

    秦行国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1月03日   07 版)

        王汎森老师早已誉显海内外,正如他所提的“观风察势”一般,这股风势日炽,并逐渐延及到青年学生之中。作为晚学后嗣,曾几度有幸避席,感受“王言如纶”,至今犹在目前。由书及人,王老师所带来的典范意义早已突破了其精洽的学问本身,我想不是这样面谈的机缘,是根本不可能全参的。10月份的厦门之行,收到震邦师漂洋过海带来的新书,颇感意外的是,正是王汎森老师的新作《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何以意外呢?在与震邦师往常的暇谈中,我早知,他跟王汎森老师曾因学术异见,发生过“冲撞”。我随即旧事重提,震邦师便说,我看你在看他的书,所以带一本给你。但我显然对他的弦外之音心领神会,即学问不要存门户的偏狭之见。

     

        在与王汎森老师晤面之前,早有“预热”的十来次“鱼雁”,内容当然不离学术问题。主要围绕读书的问题展开,譬如《左传》《三国志》《说文解字》等,王老师几乎是每次皆回,有时则让助理代回,而且是十分恳切、工典的书信体,虽是电邮往返,然不减我的耳目一新之感。但后面相见的事情却是我始料未及的,倒不是钱钟书先生谈及陈寅恪时所言的“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我想法纯粹,趣旨仅仅在问学而已,对拜见抑或“高攀”之事则完全不在我的“备忘录”中。在8月份两岸史学营的时候,我随口聊及此事,因我是硕士,不具备报名资格,谁知他那时候正在美国,却托请秘书给我问询、周旋,事虽未能成行,感动却不止于此。在稍后的回函中即言,希望在武汉与我一晤,而此前我已亮明我是震邦师的学生,原来王老师跟震邦师一样“捐弃前嫌”,我自然是受宠若惊,同时也愧怍不堪,对于高达先进我应主动执礼拜见才是,何况是远道而来。念兹在兹,我后来为表诚谢,特意手信王老师:

     

        泛森先生道席大鉴:时序不居,自前一别,飘忽数月,久侯良讯。虽有电子鱼雁,难尚目前,假以书翰,栗式遗统。先生早登台辅,将掌泮池,海内闻声。前次猥屈,至汉承晤,拜尘之风,自此绝矣。万事日昃,时扰不尽,感荷如何。愚生顾慕前风,每览春秋人物,慨然有所得,用以自警。唯以好学治疾,恐鄙陋没世,无人称焉。今录前作两首,微示谢忱,并乞斫正!

     

        北虏南夷史上难,西风吹泪话长安。先生宦罢雄言盛,不问沧波有钓竿。

     

        一棹仓皇化鹤年,江南依旧水涓涓。可怜我亦中原客,不解东京梦录篇。

     

        东坡有言,君为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适此际也。即颂寒安不备。末学行国拜上。

     

        几番周折后,最终在王老师下榻的酒店门口相遇。我先自报名姓,但确乎显得木讷、拘谨,竟忘了向王老师问好,随行还有王太太以及一名服务学生。话题先由王老师打开,说前次邮信给他《左传》中关于昭公四年“子产、左师向楚王献礼”以及五年“夏口”的辨析,前部分他同意我的看法,后部分他有自己的考虑。接着问我毕业论文的选题,我说是与农村有关,开始讨论杜赞奇的“内卷化”及明清乡约,实际上那时候我才刚刚动笔,后来查考才知,“内卷化”这一提法并非杜赞奇首提,而是格尔茨。对谈好像变得轻松了许多,我开始“主动出击”了。我问“执拗的低音”这一提法是不是借用于丸山真男,王老师说是的,我那时候实际并未看王老师的原书,所以对这个话题只能“予忖度之”,适可而止。在聊天过程中,实际还有一个小插曲,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我骑车到酒店门口之前,胳膊不慎摔伤,但后来被王老师察觉,王太太执意带我去药店,我执拗不过,只能奉从。我们接着聊天,进入武大校园,在纪念亭聊到苏雪林,王老师翻出了好长的“历史书单”,我已不能全记,只知大略是苏雪林在后来对当时武大学生运动的看法是全然不同的,可作参看。我问及陈寅恪诗、若干年前《柳如是别传》“赴港”遗事,王老师显得有些错愕,并指出带到香港的是《论再生缘》。我们边走边聊,一旁的王太太则听向导学生介绍,步伐时急时缓,最终都站在一排。但接下来的谈话,我显然胆大起来,不停地发问,王老师则“从容按节”,执辔有余。我道权力毛细管有点斯宾塞社会动力学的况味,他则直言借用福柯,但后面当我说道我祖父有些旧书,并引“人间犹有未烧书”时,他突然大笑起来。稍后在《权力的毛细管》一文发现,他在解释清代文字狱之下典籍的“漏网之鱼”时正是引用的此句,我才明白他笑声后的“真相”。我们走到樱花城堡(即樱花大道的老楼),我急忙向他推介,人言博士斋,吴梅村有诗句涉及,但一时难以搜采,后来检询乃见“废圃谁知博士斋”之句。我们继续聊,涉及杨明照、周振甫、杨伯峻、吴国桢、王世杰等诸先生,尤其是杨伯峻先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左传》,我则开始了评弹,言杨注比较精严但有些问题,杜注亦有,王老师则反问式地重复我的话,似乎在酝酿着什么。我随机插入《明实录》,那时候正在校对,王老师说起了黄彰健先生在生前校检《明实录》的艰难往事且对版本流传做了略说,史语所有电子档,如有需要则可以拷贝传我。首次谋面,谈话将近两个小时,王老师给我的感受除了“先生原是古之儒”的谦冲潜默,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慷慨迈逸,譬如他臧否时流人物时颇有挥麈谈玄之风,让我如临其境。

     

        第二次相见则是一个月后的南京,我便不再拘促,主动驱驰前往,以补前度略失之礼。第二天上午便在会议室的餐厅见面了,我们似乎比前次更有了默契,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先是轻松一握。我接着略带调侃式的开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王老师”,他则一阵大笑,问我有没有餐票,事实上我在师弟的盛情下早已“完成”早饭。看餐桌上还有其他人,我则有意暂离,并约在楼上见。约摸半小时后,我们的谈话继续。先是聊学风与地域的问题,我先抛出话题:张之洞在湖北考察时,发现湖北学脉在黄州,他则径用《寒食帖》里面的句子反问我: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中的黄州吗?我说是的,新儒家三分天下有其二,熊十力、徐复观等皆为黄州人,他又引了一句希腊语来说明学风与地域的关系。接着话及潜山、桐城,这些地方都是清代实学的重镇,与黄州仅一山之隔。由于他会务在身,谈话就此中断。互动主要是在会场进行,等他精彩的演讲完毕,我的问题几乎是铺天盖地。我问对粱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言的“清代早期是陆王之争,后来变成汉宋之争,而晚期则变为新旧之争”持何看法,他则复,赞成前两点,不赞成最后一点,新旧之争并未覆其全貌,然后举了十分多的例证。我问龚自珍在他的思想中实际保留了许多感念皇恩的成分,比如“平生默感玉皇恩”等,这似乎与我们通常认为其是一个批评者的印象有些相悖,如何看这一问题,他则言龚自珍实际受到公羊学影响较大,里面暗含强烈尊君的思想。我又问,汉学一词在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首出,时人却不以为意,比如阮元,到后来却逐渐为人接受,这是为何,他答,确实如此,但是后来在交锋与缠斗中逐渐为大家接受,从学术流向进行了梳理。如此往返、轮回数次,第二日在他单独的演讲中继续,会场人众汹汹。王老师讲及尼采历史的疾病、史学的格子状理论、史用学等问题,我大致问了三个问题,一是尼采所言的历史的疾病,陆象山、颜习斋好像也有类似表露,即知识无用论,二是史学的格子状理论似乎印证了《文心雕龙·史传》中言的“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三是历史研究当下十分重视小人物,似乎受到海外汉学的影响,譬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王老师竟记了下来,一一作了详瞻的回答,并特别指出《文史通议》有《文心雕龙》的影子,尤其是文体问题的阐释,并举他有次在东京开会时,有人专门论及这个问题。南京此会,罗志田、陆扬二位老师也皆在座,我本忍不住“口齿之痒”,欲跟王老师戏谑一番:您是中流(诗有“汎彼柏舟,亦汎其流”),罗老师是潜流(曾写过《乱世潜流》),陆老师则是清流(曾写过《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但跟罗、陆二位初显生涩,故欲言又止。

     

        王老师于经学、史学、文学、礼学,博涉其流,诚如前言的“汎彼中流”,西学更是不在话下,譬如柯林伍德、克罗齐、尼采等。对章太炎、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好像由于身份的缘故,仅作为应制文而已,事实上他的研究触角伸的很长,远不止于此,俨然“汉学祭酒”。据说,他曾在学生时代将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读过十几遍,这当然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从文章、思想再到人事,王老师可谓其道一以贯之,足当学人典范。我忽然想到一则逸事,1970年代的台大课堂,墨子刻先生问座中的学生,大意是愿意做商界巨子,还是愿意做学术高流,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做后者。时至今日,如墨子刻先生的课堂还在,他大概要问愿意做马云,还是王汎森,我想大多数人皆会一反前例、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这种比照,让我想到陈寅恪先生“桃观已非前度树”的句子。“著书都为稻粱谋”当然是君子务本之选,但君子不器亦不可偏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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