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两次屠岸诗歌创作与翻译研讨会

    八十华诞：60年前的诗友居然来了好几位

    1993年我初次到屠岸先生家去拜访他，他就开始教我帮我，在业务上提携我，在生活上关心我。“师恩如山，何时能报得三春晖啊？”我也时不时协助他做一些文学方面的事情。我一直寻找机会，想帮他做件大一点的事儿。从1994年到1999年，我一直在北京理工大学外语系教书，跟文学界和翻译界都不太熟悉，可以协调的资源相当有限。我不知道如何做起。1999年秋天，我调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开始担任舒乙馆长的助手，那是文学馆新馆刚刚建成开放，正值最黄金的时期，于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和便利，我跟文学界的关系很快升温，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积累了不少人脉。

    按照我们南方的习俗，2001年，屠岸先生虚岁79，就应该搞一场祝寿性的学术活动。但那时我只有这一个念头而已。从2001到2002年（实龄79）到2003年（实龄80），有这个念头的人其实不止我一个，因为钦敬、爱戴或者说曾经受恩于老爷子的人有很多。之所以那两年没有做成，主要还不是因为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是第一我不够主动；第二屠老本人不太积极，总说他成就有限，不值得大张旗鼓地总结宣扬。

    2003年过完春节，我就开始筹划，首先是说服屠岸老本人同意我们操办。我去他家里，当面说明以下几点：1，活动的主题主要不是世俗的庆祝生日，而是学术性研讨。2，研讨的内容不以人为主，而以文学成就为主。3，研讨的范围不局限于一个方面，而是涵盖他所涉猎的各个领域。他惯常说他是文学三脚猫：创作、翻译和评论。其实，他的领域还有出版编辑、吟诵和美术等等。4，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总结他的文学成就，而在于反思：在他那一代之后，为何中国出现不了那么才能全面、学问扎实而且中西兼通的文人。

    屠老勉强同意了。我先做初步方案，然后几次到他家里去请示、商议、修改。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跟舒乙（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同吾（时任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实际上的掌柜）和祁人（时任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几个人商议，他们都大力支持。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诗歌学会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都答应出力出钱出资源。

    由于涉及领域多，要请不同领域的单位和人士来支持并参与，除了上面三家单位，我们又找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翻译》杂志社作为翻译界的协办单位。由于屠老和我主要写诗且致力于诗歌界，我们又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现代诗学研究所和《诗探索》杂志社作为联办单位。

    2003年11月2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了“屠岸先生诗歌创作与翻译研讨会”，副标题是“庆祝屠岸先生八十华诞”。其规模相当大，总共近70人，有些人是慕名而来，还有些人是近跟前知道消息后通过朋友说情而临时加入的，还有一些是跟着屠老的老朋友来的。

    出席的文学界代表有：牛汉、李瑛、谢冕、吴思敬、张同吾、袁鹰、朱先树、莫文征、李小雨、祁人等，翻译界代表有傅浩等，出版界代表有刘玉山（时任人文社总编辑），美术界代表有李云枫（也是诗人）等，还有屠老的儿子蒋宇平和女儿章燕等家属代表。

    那天最有历史意义的是屠老请来了他在上海求学期间的一帮文学小伙伴，如今都已是80左右的耄耋老人了。1940年代，他们怀着青春的热火，一起自办诗歌刊物《野火》。没想到，60年之后，他们还能以诗歌的名义再聚！其代表人物卢世光、陈鲁直和成幼殊夫妇等都激动万分、感慨无限，说了好多他们青年时代的文学往事，把我们这些太年轻的人（我当时只有34岁）带入60年前的历史现场和峥嵘岁月。

    由于从最初的动念到谋划到具体实施，我参与了这场活动的整个过程，也由于绝大部分与会者都是我出面联络的——那时没有微信，主要通过打电话，我可能前前后后打了数百通电话。因此，包括屠老本人在内的几位前辈都命我担任主持。

    一开头，我就知道，那天的主持工作非常难办，难以控制场面和时间。第一，这是关于屠老的第一个专题研讨会，而与会者几乎都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或老部下，跟他交往过程中的故事和细节很丰富、很感人，有些跟我一样，都曾受恩于他，情不自禁地越说越多。第二，来的大部分都是我的前辈，我不好意思甚至不太敢中间打断他们热情的发言。第三，我们在邀请他们时，只非常客气地说请他们发表重点讲话，但没提前告诉他们要限定时间，有的认真准备了比较长的书面发言，要我临时削减他们的发言时间，

    也不太合适。第四，最关键的是，好多人的发言非常精彩，或饱含深情，或富于信息，或对屠老的思想、诗艺有着精深的研究。

    比如牛汉先生，那时腰板还相当硬朗，尽管说话带着山西口音，但中气十足，作为屠老几十年的同行兼同事又是同龄人，他说他想讲的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然后，他闭着眼睛，长叹一声，连说三次“好人！好人！好人啊！”他比较了他和屠老的性格差异。这就是后来谢冕先生精当概括的：“牛汉先生耿直、率性、正气凛然，有北方人的豪放甚至‘粗砺’的一面。但是相识久了，就会发现牛汉先生的刚中有柔，他的温情和柔软的一面是深藏不露的。同样，屠岸先生则是柔中有刚，而他的刚，也是被他外显的柔所遮蔽了——他信守的人生准则是坚定的和‘不可侵犯’的。”的确，牛汉先生性格疾恶如仇，刚烈如火，心直口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毫不含糊”。他说屠岸是谦谦君子，学者型的诗人。记得那天，他在文学馆批评了作协某位在职领导的官僚做法，想必领导们对他的逆耳之言已经习以为常，或者干脆作为忠言对待了！牛汉老还回忆了他们俩曾经并肩作战的情形，比如1980年代初屠老曾支持他大胆办《新文学史料》。

    谢冕先生对屠老特别尊敬，经常以晚辈自居。他说：“读屠岸先生的诗是很早的事，知道他是翻译家也是很早的事，至少是在我成了诗歌少年的时代。我也许是在当日的《诗创造》上，也许是在后来的《中国新诗》上知道屠岸这个名字的。那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下半叶，47、48至49年开国之前的一段时间。那时我无缘拜识先生，只能是在书中‘远望’和‘仰望’着他。”

    张同吾列举了屠老对诗歌学会的支持的事例，当时屠老是副会长，张同吾是秘书长。学会创立之初相当艰难，屠老的支持弥足珍贵。李小雨特别强调了诗歌翻译的辛苦，说“一个字一个词地去理解原文并用汉语表达，其间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啊。而屠老翻译了那么多，真是勤勉之至！”

    本来预计两个小时，结果拖成了三个多小时。不过，我观察大家兴致都比较高。我尽量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当然后面的那些都只能三言两语了。总之，在那次研讨会上，老中青三代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又切中肯綮的谈话，有对屠岸先生人品的深情回顾，也有对屠岸先生作品的充分肯定。

    九十华诞：《英语现代主义诗选》首发

    时间过得飞快。我当然惦记着自己在他80华诞研讨会上许下的诺言——在他90华诞时再操持一场类似的活动。而且，这回我决定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在他89岁（即虚龄90）的时候就举行。

    我提前一年，即2011年就开始酝酿了。在一次中坤集团主办的国际诗歌活动现场，我跟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诗人骆英先生，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提到了我的计划。他一向敬重屠岸老，当场就同意了，还让我做了个计划书，和他们公司负责运营中坤诗歌发展基金的几位得力干将一起见面开了个小会，达成很多共识，也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筹备措施。

    上次祝寿会不足的地方是：人数有点多而杂，会议进程中的节奏没有控制好，学术性也不够。当我去向屠老汇报并提出这些问题以及这次在上次基础上要改进的想法时，他只说了一句话：“这次一切都由你定，我配合。”

    我着手筹备时，想着我个人该向老爷子奉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呢？这礼物必须不落俗套，必须有助于丰富他的形象，必须跟我自己的志趣结合，必须有利于当代文学界。替他做本书，应该是最合适的。他已经出了很多书，如何在那些书的基础上，有一个全新的选题呢？思来想去，我突然有了一个灵感，从屠老翻译的成百上千的译诗中选取现代主义范畴中的作品，做一本《英语现代主义诗选》。

    这个选题的意义在于：

    1，诗歌界绝大多数人对屠岸的诗歌形象要么不是太清楚，要么认为他是完全属于传统诗学阵营的。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莎士比亚是古典的，济慈是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之后的现代主义似乎是缺席的，或者说至少是匮乏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他给人的印象似乎也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再加古典主义，而现代主义的维度不太显著。那么，我希望通过编选出版这么一本诗集，可以更新一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颠覆诗歌界人士对屠岸的诗歌形象的认识或印象。

    2，对于年轻诗人或诗歌爱好者来说，还是现代主义意蕴浓厚的作品更吸引或引导他们。所以，这个选题是要奉献给他们也就是中国诗歌的未来。或者说，我希望初学者能更多地读到优秀的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优秀译文，从而让他们的创作少走弯路。

    3，自从中学时代开始，我个人一直致力于自我思想和风格的现代化，不仅我自己如此要求自己，也大力鼓吹并帮助别人写得更加现代一些、新颖一些，从而能让更多人对我们的写作产生共鸣。

    因此，屠岸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英语现代主义诗选》首发式。我从屠老翻译的英语诗歌中精选了19、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62位英语诗人的作品——共102首现代主义风格的优秀诗篇，既有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诗人如爱伦·坡、狄金森、叶芝、庞德、艾略特、金斯堡等人的经典之作，也有斯温本、弗林特、休姆等英语现代主义诗歌史上早期健将的佳作。本书以文本为中心，大致反映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英、美和爱尔兰等国家的发展轨迹。

    我在学术性“弁言”中，还探讨了一个困扰欧美学术界一百年的问题：英语现代主义诗歌到底起源于何时、哪位诗人？很多人会说是埃兹拉·庞德。我的答案是：“从狭义到广义，英语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范畴可以分为三类。最窄的是意象派——英语国家自象征主义之创立以降的诗歌，其次是处于模仿法国象征主义阶段的诗歌，最宽的是溯源到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胚胎的爱伦·坡的诗歌。我们取了最宽的定义。我想，这是符合屠岸先生一贯宽厚、包容的性格的。”哪怕在最窄的角度来看，即在意象派阵营里，也轮不到庞德，休姆（T.E.Hulme）和弗林特（F.S.Flinter）就比他早；事实上，英语现代主义诗歌肇端于更早的斯温本(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他悼念波德莱尔的诗《你好，再见了！》可作为英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

    我在刚开始选编工作时，在一个诗会上遇到散文诗人王幅明先生，他刚从河南文艺出版社退休，一听说我在编这么一本特殊的书，回河南后，就跟他们现任领导说了，领导们立即同意在他们那里出。他们拿到成稿后，马上开始排版设计。

    至于研讨会的其它情况，当时媒体公开报道的比较多；我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