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高莽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得以从事俄苏文学研究工作起，我就对该领域的大家高莽先生十分景仰，始终尊他为老师。1992年我正撰写阿赫玛托娃的传记文章，得知高先生的译著《爱——阿赫玛托娃诗选》已问世，便冒昧写信向他求赐。我的同事谷羽老师当时恰在北京，高先生就让他把书给我带了回来。

    翻开诗集，只见扉页上写着：“龙飞同志：听说你在撰写阿赫玛托娃评传，翘首企盼拜读”，然后是他的签名，字迹非常潇洒。我想，高先生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能力写评传？后来写成16000字的《阿赫玛托娃：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刊登在《名人传记》杂志上，这类传记文章怎能和具有学术性的评传同日而语？我没好意思告诉高先生。然而由此可见他对后辈的鼓励与期盼。

    1999年4月，在北大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我终于见到高先生。他温文儒雅，风度翩翩。短暂的接触，感觉这位集翻译家、作家、画家于一身的大学者非常平易近人。他刚刚完成“普希金”组画，在会上作了关于这次创作的报告，谈到其中最重要的一幅《普希金在长城》：“普希金一直想来中国，由于沙皇阻挠，未能成行。我用自己的画替他实现这个愿望。”同年6月，高先生应邀赴俄出席普希金纪念大会，他将这幅作品赠给了莫斯科普希金故居纪念馆。

    不久，我得知高先生新近撰写和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传，又向他求赐。他马上寄来。读完该书的后记，我才知道他近年处境不好，家中连续发生不幸：1995年5月他的哥哥故去，1996年2月母亲辞世，同年夏天妻子双目失明，如今家里的盲妻还需他照料。我不由得感到一阵酸楚，同时也敬佩他的精神力量。我立即写信感谢他的惠赐，并向他和师母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从此高先生每出一书必赠我一本。最初是挂号邮寄，后来由他的女儿晓岚和侄女晓崟开车来津办事时，亲自把书送到我家。有时我尚不知高先生又有新著问世，他已将书给我寄到或捎来，令我又感激，又欣喜。高先生非常多产，我有幸拥有他的许多著作。

    新千年开始是高先生的创作丰收期。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与他的研究方向十分接近，所以读他的书我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与他的译著相比，我更重视他的专著——他自称散文、随笔，而在我心中已属专著。高先生那一部部著作，都成了我的案头必备书。

    他的《俄罗斯大师故居》（2005）讲述19世纪俄国六大文豪的故事。最让我激动的是关于普希金的篇章。一百多年来，人们通常把普希金之死归咎于他的妻子。1963年苏联的普希金专家们挖掘出一批新史料。在此基础上，他们陆续撰写和出版了多部专著。这些著作的问世，提出了对普希金夫人的新评价：她是位心灵与外貌同样美好的女性。而我国学界不少人因长期受传统观点影响，对她仍抱贬斥态度。读了新史料，我多次撰文为她鸣不平，但在国内尚未见到有说服力的佐证。高先生在新著中涉及这一话题。80年代末，他在莫斯科普希金故居纪念馆外的街上，看到一座新建的普希金夫妇雕像纪念碑。他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街头展示他俩的合像。”书中图片展现了这座雕像：诗人和年轻美丽的妻子手牵手眺望着前方……说明时代在进步，苏联社会已纠正了对诗人妻子的偏见。看到图片，我很欣慰，并以新史料和这张图片再次撰文反驳对普希金夫人不公正的说法。为此，我十分感激高先生。

    他的《俄罗斯美术随笔》（2005）《白银时代》（2007）《墓碑·天堂》（2009）都是非常有份量的作品。我将这四本书总称“俄罗斯文学艺术家小百科”。

    凡是遇到俄罗斯文学艺术方面的疑难问题，我就向高先生求教。十多年前，我将自己分散在报刊的文章做成集子。封面图片是从《俄罗斯美术随笔》中选出的一幅，即画家瓦·盖梅森为《叶甫盖尼·奥涅金》所作的剪影插图。计划做第二集时，封面再选幅心仪的画。从一小册子里我看中了普希金向奶娘读诗的那幅，但上面没写作者，而我须在书的勒口注明画的作者。没查到，得请教专业人士。我虽有画家朋友，但我敢肯定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怎么办？找高先生！像这样的问题唯独他能解决。我将图片复印下来，寄给他，问该画的作者是谁？他很快回信告诉我，画的作者是Н.Илъин（尼·伊利英），并在我寄去的复制图上写下画的俄文标题及作者，附在信中给我寄回。原来这是画家伊利英为普希金抒情诗《冬天的夜晚》（1825）所作的插图——高先生如此博学多才，真是国宝级人物！

    我写托尔斯泰夫人索菲亚时，发现她的日记早已出版，而自传却没找到。后得知她的自传在苏联时期曾零星刊登过某些章节，直到2010年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俄罗斯才首次出版全书。法国率先译出，在欧洲引起轰动。因索菲亚写得真诚，委婉，忠于事实，让世人重新认识这位非凡女子。我奇怪苏联当年为什么不出版这部自传。高先生曾在《俄罗斯大师故居》中引用了索菲亚自传的内容，我便请教他：“苏联没出版这部自传吗？您引用的材料是否出自报刊？”他答复确实如此。让我悟到这可能与苏联官方对托尔斯泰态度的矛盾性有关。

    为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诞辰150周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配图时想找一幅斯氏墓碑的彩照，《墓碑·天堂》中那幅最好，拍摄角度好，色彩好。原来这是高先生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内亲手拍摄的。文章见报后，我在给晓岚的邮件中请她转告高先生，我“侵权”用了他拍摄的图片，向他致谢。

    2015年冬，晓岚给我送来高先生的新书，谈起前不久，阿列克西耶维奇获诺贝尔奖时的盛况：不少记者涌到高先生家，而且电话不断，热闹非凡——因高先生于1999年译过她的作品《锌皮娃娃兵》。我听了也为老先生高兴。谈到高先生身体，晓岚忧郁地说，最近查出肝硬化，很可能会癌变……我听了对老师和师母十分牵挂，常通过邮件问候。去年初冬从网上见到高先生90大寿的系列照片。他蓄了长须，须发全已变白，显得苍老了许多，但精神很好，我也就比较放心了。

    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80周年，今年2月莫斯科普希金故居纪念馆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准备的纪念品明信片的背面，印的正是高先生的《普希金在长城》。这件事让高先生非常开心：“我真没想到，因为是普希金故居纪念馆印制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开心。

    而令我十分过意不去的是今年8月初还打扰过他，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句名言的译法。我认为有人译得不妥，却广为流传，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句话文字虽简单，但译起来容易出错。于是我决定找自己心目中的权威——高先生。因在《墓碑·天堂》的封底，他选用了书里七位名人的名言，其中就有这一句。也就是说他对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马上给晓岚发邮件。事后又有些不安，不知他身体如何，太冒失啦。我打电话问谷老师是否知道高先生的近况，他说高先生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听了懊悔自己考虑欠周。就在这时，高先生回信了，肯定了我的看法。晓岚怕打字出错，将信扫描发给我。信最后写的日期是“2017.8.4”，距他辞世64天。这封信成了他给我上的“最后一课”。

    做高莽的学生，得到他不断赐书与赐教，是我今生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