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抗战遗事

    “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紧接着，日军又在上海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妄图速战速决。此刻，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走出书斋，与北平学术界同仁一道，倾力为全民抗战呐喊主张。他联合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等学者，向当局请愿，公开致电，痛斥投降主义，请求政府坚决抵抗，表达绝不妥协之信念。这是一篇不为后世研究者所知，也至今未被提及的陈氏“佚文”，就刊发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

    该电文被记者冠以“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的醒目标题，公诸于众。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

    “不主妥协即抵抗

    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清华燕京两大学教授陈寅恪等，因淞沪我军退却，深为激愤，特于昨日致电洛阳国府，请速定一贯主张，原电录次：

    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陈寅恪，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三日）

    从报道中提及的“昨日”与记者落款的时间“三日”来看，可以确知，陈寅恪等致电政府的时间为1932年3月2日。原来，当时驻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即仓促筹划，宣布迁都洛阳。大批政府部门的急迫撤离，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恐慌，一时人心惶惶，“中国速亡论”的悲观论调也不绝于耳。陈寅恪等的这番通电，正是在国府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发出的，正是对当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义倾向的直接痛斥。将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比作岳飞，将那些悲观论者、投降派，比作秦桧，要求政府速作决断，给国民一个明确交待。当然，这样公开质问政府决策的电报，是没有得到任何当局正式或非正式答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期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与陈寅恪等通电同时发布的，还有一则“各校积极援助十九路军”的报道，还提到了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的援助抗战之实际形动。报道称“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因鉴于沪战发生，各方捐输，多偏重于慰劳助饷方面，对于伤兵救护一层，似有偏废。且近日沪上来人及来信，亦均以伤兵医药不足为言，适值斯时协和医院华籍医士百余人有赴沪组织伤兵救护医院之议，因绌于经费，尚未完全实现。该会遂议定由全体同人，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此款协助”。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一员的陈寅恪，应当也在捐薪之列，以实际形动支援前线，为十九路军的伤兵救护工作助力。

    在捐薪议案集体表决通过后，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还以集体名义，发布了致国府公开电报。郑重建言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成立中立区，并提请收复东北失地。这封集体公开电报，应当是清华教职员全体签名通过了的，陈寅恪自然也应当知情并签名了的。

    与《世界日报》同一天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五二九号，全校师生对日寇侵略行径的愤恨，对国家运命的关切，也无不流露于字里行间。从中可以看到，自发的行动与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都在积极开展中。如陈寅恪的友人，国文系教授、著名学者刘文典还曾即兴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审计委员会成立抗日救国会，在学校有限的经费中也拔出专款用于抗战宣传；广大师生也多有撰文或讲演，或发表时局观感，或斥责日军暴行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期《清华周刊》的学术类论文栏目，陈寅恪的一篇短文位列首篇刊出，题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全文只有500余字，此时此刻撰成并发表，究竟又有何深义呢？原来，俞曲园，即俞樾，俞平伯之父。他逝世于1907年，数年后，有人传出他在逝世前写了九首“预言诗”，还曾自言：“余死后二百年世界，尽在此矣”。对这组奇特的“预言诗”，有人疑为伪作，有人惊为奇著。但1932年，俞平伯对此诗曾加以注解，陈寅恪此刻又为之加上跋语，似乎真伪问题可以搁置不论了，遗诗的内容却着实耐人寻味。

    陈跋中称：“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预言诗”的预言，认为俞曲园可能在30年前就预见到了日寇侵华的重大事件。陈跋中所谓“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之说，可能就与俞诗的第二、第三首相关联，诗云：“无端横议起平民，从此人间事事新。三纲五常收拾起，大家齐作自由人”；“才喜平权得自由，谁知从此又戈矛。弱者之肉强者食，膏血成河遍地流”。如今看来，这两首诗的确是在写推翻帝制、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华大地，并未真正安宁稳定，而又呈现战局四起之状。诚然，1930年代之前的战局，主要是各军阀之间的割据纷争所致，而陈寅恪作诗跋之际的最大战局，即是日寇侵华危局之下全民族抗战。

    应当说，“预言诗”与中国抗战之间的时局契合，可能只是巧合。但这一巧合，却充分映照着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原本深居书斋、埋首故纸中的学者们，此刻或激奋或哀沉，或明言或暗喻，都在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愤恨，都在忧思国家民族的未来。更为巧合的是，陈寅恪等坚请抗日的通电，与预言诗的诗跋，在同一天发表出来；一是发表在北平市内的主流报纸之上，一是发表在清华大学的校内周刊之上。虽说这可能确属巧合，但确也应证着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之际，以陈寅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觉承载着的“救亡之责”。他们不但在教育界、学术界内奔走相告，还以一己之力向民众与政府大力呼吁着，抗战救亡确已刻不容缓。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也随即沦陷。在日军直逼平津之际，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毅然随校南迁，几经跋涉，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与师生们共赴国难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