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奋笔学术与政治之间

    徐复观先生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20世纪台港澳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家。1928年徐先生赴日，入日本士官学校，“九一八”后返国投身军职，参加娘子关战役和武汉保卫战；1943年任民国政府军令部派驻延安少将联络参谋，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共产党高层多次接触，返回重庆后任参谋总长高级参谋；1947年任蒋介石秘书，出版《学原》杂志；1949年随蒋介石至溪口，后赴台湾，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1951年后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1982年病逝于台湾。

    徐复观先生是身体力行不畏权势，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知识分子，是奋笔学术与政治之间，继往开来的儒学思想家，是海峡两岸共同铸就的中国知识分子典范。很少人能够像徐先生一样深入到政治与学术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徘徊在政治与学术的边缘，对两者都没有深刻的了解，不如徐先生在这两面的突出。1946年前，徐复观先生偏重政治，希望以政治挽救危机中的中国；1946年后，他偏重学术，认为学术是政治的根本，潜心完成《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多部学术著作。

    2014年4月《徐复观全集》共36册在祖国大陆陆续出版。笔者在《徐复观全集》编辑过程中认识了徐复观先生的哲嗣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徐武军先生，近三年曾多次与武军教授见面，每每谈及父亲，徐先生都会自豪地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受其影响，我在阅读徐复观先生著作时，每当读至徐复观先生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和行为时，会从心底深深认可徐武军先生的自豪。

    关于知识分子的理念

    徐复观先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明确的理念，并引导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徐复观先生这样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我的政治思想，是要把儒家精神与民主政体，融合为一的。”（《华侨日报》1979年3月6日）通观徐复观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楚理解他的政治理念——传承民族的文化血脉，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体结合，开创民族的光明未来。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作为民族和社会安身立命的基础，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知识，建立能代表多数人意志的政治制度，来改善全民的生活，使得民族的生命得以保存，永续发展。这是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和推崇的政治理念。在自己政治理念引导下，徐复观先生在学术和政治方面取得令后人敬佩的成就，堪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徐复观先生在儒家思想和民主政体的基础上深切关注民族和国家，超越任何党派或个人，对不利于民族和国家的提出诚恳地批判；对有利于国生民计的加以褒扬。1943年5月8日徐复观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延安，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徐复观在延安期间，正值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共产党整风处于高潮，掀起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延安半年后，他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写出《中共最新动态》的观察报告。徐复观先生超越党派纷争，在民族国家的情怀下，在认真、独立地观察思考后，在报告中写道：“在彼势力范围内，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革命”，“国民党象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1943年11月17日深夜10点，蒋介石召见徐复观先生，第二天蒋介石飞赴开罗参加开罗会议。1944年3月，蒋介石在《中共最新动态》观察报告上批示：“此乃本党某同志对中共情形实地考查所得之结论。某同志一面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一面对党派问题素无成见；故其所得结论，较客观而深刻。某建议部分，亦颇有独到之处，可发人深省，故特为印发，供本党负责同志之阅读研究。”在印发观察报告时，该批示作为“序言”同时印发。

    徐复观先生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充满感情，他认为，对自己民族没有感情的人，绝读不通自己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任何典籍——除非是诲淫诲盗这一方面的东西。

    徐复观评价自己的写作:“三十年来，我写的千言万语都集中在如何才能为自己国家开辟出一条民主之路。三十年来，我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想把中国文化中所蕴藏的深厚的民主精神疏导发挥出来，使民主能在自己国家生根，并为已经露出疲态病态的民主注入新生命”。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徐复观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乃在求得各种正确知识，不逃避，不诡随，把自己所认为正确，而为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影响到社会上去。在与社会的干涉中来考验自己，考验自己所求知识的性能，以进一步发展，建立为我们国家，人类所需要的知识。”（《大学杂志》，1968年12月）“所谓圣贤豪杰，只有当他的思想，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影响，而成为善良的风俗时，才对人类，对历史，有了真正贡献。”“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

    中国知识分子要尽到以知识影响社会的责任，首先要尽到使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责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从消极方面看要做到：1）不投机，不趋炎附势。2）不假冒知识，不歪曲知识，更不以权代替知识。3）不以个人现实中的名利出卖自己的学术良心，掩没自己的学术良心。从积极方面看要做到：1）将自己解消于自己所追求的知识之中，敬重自己所追求的知识，也敬重他人所追求的知识。2）自己的精神，与自己的国家民族，有自然而然的“同体之感”，有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本分内献出一分力量给自己的国家民族的要求。（《大学杂志》，1968年12月）

    1946年以后，徐复观先生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是中华文化的危机。出于社会责任徐先生努力研究和弘扬中华文化，撰写评论性文章。1946年他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学术月刊《学原》；1949年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渐成新儒家阵地。1952年至1958年多篇文章反驳对中国文化的歪曲，保卫思想自由。1957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52年徐复观当面批评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是表面的，没有实质意义。

    关于知识分子的人格

    徐复观先生对人格有这样的期盼：“人格的超升，必通过个人私利、私智的克服。私利、私智多克服一分，客观的存在，便在自己的主观中，多呈现出一分。克服得十分以致于无我的状态，则此时的人格，便与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成为一体的人格。”（《征信新闻报》，1965年11月12日）

    关于知识分子的人格，徐复观先生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以知识影响社会,首先必须知识和自己的人格融合在一起，知识形成人格的一部分，才会感到有此要求；较好的知识分子，常常知识是知识，行为是行为，应付是应付。较坏的知识分子，便常常歪曲知识，以作趋炎附势，夺利争权的工具；若知识分子成为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必然地一转眼便会变成奴才主义者；做学问不怕错，只怕不肯认错，更进而以诬掩错。此乃我国知识分子之死结，学术中之死结。

    1971年1月9日徐先生发表《中国人对国家问题的心态》一文，对台独思想和理论提出批评。1982年，徐复观患胃癌，国民党秘书长代表蒋经国告知，可以安排徐先生到台北荣总医院治疗，完全免费；徐先生可以领取退伍金，均被徐先生婉拒。他说：我跟老先生，跟到把整个大陆都失去了，自觉惭愧。怎能再花老百姓的钱来治我个人的病，这是件很可耻的事，要是如此而不知可耻，真是时代的悲哀。

    生在大悲剧时代，徐复观先生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命运，身临政治，主动放弃“当道”，脱离政治，潜心学术，取得后人称赞的成就，他是幸运的；不幸的是知识分子是无法真正脱离政治、无法脱离“当道”。徐复观先生历经海峡两岸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中，夹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幸与不幸之间，海峡两岸的分离，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悲中的万幸是铸就出像徐复观先生这样一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