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源流新见

    客家文化研究是一个涉及学科门类多、时间跨度长、实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中国大陆对客家问题的研究，从已发现的第一篇研究客家问题的文献问世至今，经历了发韧、鼎盛、沉寂和振兴，已有180多年的历史，成果颇丰，在民系鉴别、源流探索，以及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多年来，客家学者们从血统、方言、地域、文化等多维度对客家概念进行界定，对于什么是客家人，在主要方面是有共识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某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还远未涵盖客家民系形成前后千百年来丰富多采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无论从其广度，还是从其深度来看，目前的研究水平尚未达到系统性和理论的阶段。仅以客家由来而言，海内外学术界就众说纷纭，聚讼甚多。南迁的汉族人，除了形成客家人之外，还形成了福佬人、广府人、潮汕人和海南人等诸多民系。关于客家源流，学者们不无歧义。越来越多的客家学者开始更加多元地思考客家形成的历史。如何使研究水平普遍提高，是客家研究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笑问“客”从何处来》一书第一作者杨钦欢长期参与水利建设，对中国水利史有丰厚的知识积累。他与其他两位作者不盲目从众，不人云亦云，以可信的事实论证，秦王朝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和灵渠的民工移民乃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源头；是秦王朝末年，五十多万中原军旅，灭岭南百越和西瓯后，建南海、桂林和象郡，经三年平定岭南时，秦朝灭亡、不能北归，屯垦自救，形成西南、岭南、岭东古汉族客家人。而不是“多次战乱南迁”或“蛮夷畲徭汉化”的，更不是某些学者描述的，在战乱中，扛着先人骨头，拖家带口，流亡乞讨的南迁，终至在深山老林聚集成型。作者特别指出，所谓四大战乱的“衣冠南渡”均无规模流民进入客籍，而唐代黄巢起义军，以及清末太平军皆没有在客家属地留根。

    作者认为，多元客家民系在秦汉之前均已成型。魏晋后可能有不少北方汉人南迁，但不是因为战乱，也不可能是一般百姓。有些官宦人家，看中岭南的风水宝地，买地置业，新建家苑；有些流放官员，获赦后，留恋旧地，终老岭南；有些商贾巨富，另置别业，藏娇南山；还有是投亲靠友、求得生存，等等。这些散客均是流，不是源。尽管其带来的已不是古汉语音，也不可能影响已型成的客家民系。在多元的客家民系中，因有共同的语言，相互间有族群的移民流动和扩散也很正常，动摇不了已成型的客家民系根基。

    此外，关于岭南客家属地，作者的识见也颇有新意：史前，春秋战国时，因云梦、洞庭、鄱阳大泽阻挡，人烟稀少；在秦汉时经济文化虽然发达，丛山峻岭的茂密热带雨林中人口仍然不甚密集；汉朝数次讨伐闽越，皆因瘴疫，军旅难以到位；唐末，盐商黄巢起义，亦遭瘴疫暴发而全军北返。历史上，唐、宋王朝均把岭南作为犯官、泗徒的流放地。南宋前肯来岭南的官宦士族，除犯官外极少。到南宋后，因雕版印刷伐木、瘴气减少，才得到充分开发。

    上述种种，基本颠覆了多年来客家源流研究中居于权威地位的“多次南迁说”，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家之言，表现出可贵的探索意识。

    杨钦欢等编著《笑问“客”从何处来》，在查阅、梳理、比较大量研究资料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的分析、鉴别、比较、选择、采信，从各类支离破碎的卷帙中烛幽发微，将尘封的点滴史实，连贯串并起来，打破文献与文献之间的藩篱，使其中的相关性和紧密性，能在同一个事件中，融会贯通于人物、事件的生发与结果，从而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发挥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尽其所能，剔除一些明显错误的认识，改变一些无稽的谬传，力避牵强附会，剔除蓄意作伪，不断排除迷雾，进行跨越时空的透视，不遗余力地寻找最可能接近真相的线索，绝不以轻薄平庸甚至杜撰演绎而使谬种流传。在客家源流的研究上独辟蹊径，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应该说，客家源流的研究难免有推测、想象、甚至杜撰的成分，但主流是严肃的，审慎的，负责任的。这也就是今天客家源流研究中，许多悬疑正在被一一破译的根本原因所在。随着客家源流研究的日臻科学，对客家源流的认识，将更加切合史实。在这个意义上说，杨钦欢等所著《笑问“客”从何处来》所表现出的求实精神和认真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