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和科学史之间的“架桥人”

    记得第一次为周瀚光教授的著作写书评还是在1993年，当时周瀚光教授的《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那是一本约10万字的小册子，我曾为之写了一篇书评：《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读后》，发表在《哲学研究》1993年第4期上。如今过去了25年，《周瀚光文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近期隆重推出，只是这次已是巍巍四卷五册、洋洋150多万字。书装帧精美，已非当年那本小册子可比。我拿到如此精美的书自然喜不自禁、爱不释手，当然，其中的内容更是我感兴趣的，所以很乐意为周瀚光教授的这套新著再写一个书评。不过我不打算局限于谈书，有些回顾或许同样有意义。

    我与周瀚光教授结识要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我们都关心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周瀚光教授原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严北溟先生的弟子，那时已到华东师大工作，其所关注的就是上述问题。而我则于1985年入华东师大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也是上述这个问题。说到这里，就必须要提到我的博士生导师冯契先生，因为他一向关注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冯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特别强调指出：“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中国哲学家着重讲做人，西方哲学家着重讲求知。由于中国人较多地讲道德实践和修养，而较少讲知识，所以中国哲学中认识论不占重要地位，或者说认识论不发达。”对这样一种见解，冯契先生提问道：“这种说法对不对？值得研究。”毫无疑问，冯契先生上述充满智慧的洞见和发人深思的提问对周瀚光教授和我日后的工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还有时任华东师大校长的袁运开先生。袁先生研究物理学史并十分关注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思想，他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1987年和1990年，在周瀚光教授的组织下，华东师大召开了两次全国性会议，分别是“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和“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研讨会，由此周瀚光教授在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领域已崭露头角。1990年代，上海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研究十分活跃热闹，在全国也颇有影响，我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结识到更多的同道，包括李申教授、江晓原教授等。

    今天，尽管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仍属于“小众”甚至“极小众”的研究问题，但的确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这一关系或问题的重要性，这自然是跟周瀚光、李申等教授的卓越工作分不开的。而对周瀚光教授而言，从1987年第一次组织全国性科学思想史会议开始，至今更是已有整整30年，这期间究竟付出了多少艰辛或许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就我所知，他就曾因太过劳累而心肌梗塞并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回首往事，令人生出无限感慨！也因此，这次凝聚了周瀚光教授极大心血的这套《文集》出版，真是可喜可贺！这是对他一直以来在中国科学思想史领域坚持不懈努力的最好回报，并且也再一次体现了辛勤耕耘与丰盛收获之间的完美关系！并且我还想说的是，这套《文集》也完美体现了周瀚光教授一贯的行事风格，那就是思维缜密，滴水不漏，可以说事无巨细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现在，这套四卷五册的《文集》就摊开在我面前。第一卷：《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共上下两册；第二卷：《中国数学哲学思想探源》；第三卷：《中国管理哲学思想探源》；第四卷：《科学史与科技古籍研究》。通观这些卷册的名称，就不难看出“科学”一词贯穿始终。这也难怪如周瀚光教授在前言中所说的，在许多学界朋友的眼中，他是一个科技史工作者，并且他自己也常常以科技史工作者自居。当然，周瀚光教授又特别指出，这只是他一个方面的“身份”，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史工作者。为此，周瀚光教授对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定位”，即称自己是一个游走于科技史与哲学史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两栖人”，或者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在科技史与哲学史这两个领域之间架设桥梁的“架桥人”。周瀚光教授的这个说明是非常重要的，以我多年来对周瀚光教授工作的了解，我清楚地知道，他绝不是从事纯粹的科学史研究，而是从事历史上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或者说是科学与哲学关系史的研究。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周瀚光教授的所有工作在我心目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让我选择重点的话，我更愿意推荐他这套《文集》中的第一卷《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和第二卷《中国数学哲学思想探源》。

    《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由上下两册组成。其中第一编《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可以说是周瀚光教授本人的奠基之作，也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如前所说，早在25年前我已经为其写过书评。其中列举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三十六则，精准的把握，高度的概括，一览众山小，至今读来仍惊喜有余，我也能回想起当年周瀚光教授的英气逼人。其他让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编《儒家思想与古代科技的发展》、第四编《道家道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第五编《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周瀚光教授能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而且还在于对儒、释、道与知识关系的通盘“安排”。

    而《中国数学哲学思想探源》则是重点中的重点，包括其中第八编《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第九编《刘徽评传》、第十编《李冶评传》等都是周瀚光教授的力作。这乃是因为数学史是周瀚光教授的专长，在有关中国科学史、中国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中，数学哲学思想也一直是其侧重点。除了《先秦数学与诸子哲学》一书在国内出版二十年后受到韩国学者的青睐而被翻译成韩文出版，凸显了其国际性的学术价值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刘徽评传》中对刘徽科学思想“极限”“重验”“求理”等六方面的概括，《李冶评传》中对李冶科学思想“数理可知”“道技统一”“博而后精”等六方面的概括，这些都反映了周瀚光教授对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及其与哲学关系的透彻把握。就我所知，在中国哲学史界，并无他人做过如此专门的工作。

    事实上，如果读者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两卷中，周瀚光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他与那些名家、大师之间的联系，包括李约瑟、钱学森、冯契、胡道静、席文、张岱年、吴文俊、席泽宗等，这其中的一些名字是如此闪亮！

    往事如烟，来者有期。周瀚光教授在给自己工作“定位”时专门说道：“这部《文集》，其实就是我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这两界之间架设的一座桥梁，蕴集了我希冀连接两界、会通两界、乃至超越两界的尝试和努力。”我想这体现了一位追求真理的学者的崇高理想。事实上，这也是老一辈学者如我的导师冯契先生的理想。而周瀚光教授工作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朝着这个理想或目标的一步一步坚实足迹。我相信，通过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人认识到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或知识的密切关系！而那一天，定将会是中国哲学自身认识与反省取得质的飞跃的日子！让我们期盼这个日子早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