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对莘地降神的记载与春秋时代的天人关系

    读书笔记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和《国语·周语》均留下了一段相似的记录：公元前662年七月，“有神降于莘”并且“居莘六月”。但对于此事的具体过程并未留下确切的描述；查阅相关注疏，只有杜预如此注道：“有神声以接人”，孔颖达解释为：“神者，气也，当在人上，今下接人，故称降也”。就“降神”在古代汉语中的一般用法来推断，它所记录的是上古时代巫师受神灵附体一类的事件。

    《说文》将“巫”字解释为“以舞降神者也”。详细说来，莘地降神是指莘地的某个巫师经由某些仪式陷入了一种宗教的迷狂，在“神灵附体”时接受了虢公的祭祀，甚至代表神灵发布谕旨，“赐之（指虢国）土田”，试图借由超自然力量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就文本而言，我们无法确证降神附体之事一定是风闻捏造，也可能是巫者被信仰影响而进入了某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而已；又因为《左传》的记载经由后人编辑整理，而非全然的事件堆砌，我们也需分析作者对此的书写是否传达了额外的精神意涵。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时，针对《左传》的批评是“其失也巫”。的确，包括莘地降神在内，《左传》全书出现了不少鬼神之说：晋景公的病灶化作孩童交谈、声伯落泪成珠玉的诡异梦境，天象对人间政治的一次又一次投射，占卜结果预言了无数人的人生结局……但是，我们很少读到对占筮、卜梦等的具体操作过程的描写，提及鬼神之后，叙述的重点也往往更多着墨于对已出现的灵异现象的推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针对《左传》的预期受众来说，此类祭祀、占卜与降神等的流程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常识，无需多言；但更重要的还是《左传》的作者对“神”“民”与“天道”的认知在拣选材料时起到了作用。

    在内史过和史嚚各自的答案里，我们能读出，在这两位史官的观念中，“神”是依然存在着的，并且和诸侯的治理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等等。但“神”的意志已经不再完全等同于天理的运行，它的明辨与观照最终总要“依人而行”，而反其道而行之、凭借占卜等“神”之力的国家只会招来衰败乃至灭国。“神”与“民”的关系、诸侯的统治与神灵的福佑的关系，在《左传》的记载中都存在着微妙的矛盾与自洽。

    在很多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左传》既承认存在着某些超自然现象，又能以“神灵降临”以外的框架来解释它。当然，自我排斥在记述中也依旧可见。春秋毕竟是久远的古代，当时的华夏民族与今日的中国人是以迥然不同的目光看待着世界的。尽管思辨的发展培育出了士人的理性，但是内心深处终究是受传统浸染，“神”的重要性依旧不必言喻。但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左传》的书写试图把“降神”这一类超自然现象看作所有历史记录中的惯常的一部分，借由此，神明的赐福向“依人而行”进行了过渡。但《左传》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神”的存在，而是通过这类故事曲折地告诉读者文本之中有着新的逻辑：“神异”只是故事引来目光的外表，真正的核心实际上属于“人”。史官——无论是答诸侯问的史官抑或记录此事的史官——不再完全相信天降神意的正确性，而是思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思索“神的意愿”和“国君的德行”之间的差异，最后得出了结论：“德行”比“神意”更加重要。史嚚对“有神降于莘”的解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感叹道：“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他依然把“神”视作全然的善，但人世的重心已经挪到了“民”字上，这显然是春秋时期天命观的绝大进步了。

    这一则问答的记载在《左传》和《国语》中略有区别，不过两者的重点还是一致的：指出“虢国必亡”，并对虢国开展祭祀以求神赐土田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在此事发生之前，虢国的国君已经是“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之君，国内政治昏乱，刑法严峻，百姓生活难以为继。而即使采信“降神”之说，即此事是真正与某种宗教或祖宗祭祀有关，那么也不能视作是鬼神降福，反而是国之将亡的恶兆——如果神明的伟力可以明察一国之政，本就一副衰败之象的虢国不可能凭借一次祥瑞改变国运；虢国国君派遣官员进行的丰盛祭祀更是毫无作用，即使天神答应下来了赐土田的请求，也不过是“将亡，听于神”和“虐而听于神”的恶兆罢了。

    诚如内史过和史嚚所判断，就在四年之后，虢国被晋所灭。是“神”真有如此强力能灭掉一国，还是二人皆有预言国际形势变化的能耐？不如说是因为《左传》作者已经知晓了历史的结局，而借历史人物之口进行预言，事后的“预言”自然无不准确。这种解释大概会让故事失去其神秘色彩，但更为合理；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依然是，《左传》为何要如此行文？前人因此而批评它“不专人事”者有之，但这种写法未尝没有达成历史与文学的统一性。

    总体而言，自中国有史以来，占卜、降神之事的重要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夏商时期，卜筮还是上层阶级生活的重要组成，对其尊奉备至，祀戎大事以其为指导；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并不以其人的治理能力为改变。《史记》记载，商纣王曾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继承了上一代统治者的天命，便自以为高枕无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知识结构日益完善，贤人能臣对所谓天命的态度也在起变化。周王的势力随之提出了天命交替，为灭商的正义性张目。在《左传》中，推动历史发展的终归不是卜辞或者某一个诡异的天象；而是国君与士大夫针锋相对的问答中所展现的政治智慧。华夏历史，也在这一次次的交锋中，从神的政治走向了人的政治。尽管“神”也被视作一个关键因素，但施政重点走向了人民。而在《左传》作者看来，此时的虢公只看重神的祭祀，未知民之所在，于是招致了国运颓败。

    《左传》通过用“重民”思想对鬼神之事进行阐释，既束缚了诸侯等统治阶级对自身德行的要求，也点出了百姓苦乐应被诸侯与士人所重视——尽管原因并非出于现代人所提倡的人文关怀，但相对于前代，仍然不失为一种提升。同时，新的天人关系也暗含了作者的施政理念：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作者试图告诉读者，所谓神异现象、预言卜筮并不能决定历史进程，它们是国君未能尽职尽责、导致百姓民生凋敝而引起的。因此，为了规避“凶兆”，需要做的不是祭祀神灵以求庇佑，而是让国君听取劝谏、励精图治。这套逻辑固然不符合现代人对世界的科学认知，但已经是深受祭祀文化影响的史官在探究天人关系的尝试中能推出的最佳结果。《左传》中的天人关系着重于“人”，更多地观照现实社会的兴亡盛衰、民生苦乐，认为“天”尽管掌握着历史进程、祸福吉凶，但它们的判断标准来自于人间的道德准则，赐福于政治清明的国度而降祸给政治腐败的国度，故而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不必服从灾异或祥瑞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