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觉得,“迁徙”于自己而言是一个“大”词汇,甚至有些当不起。
上世纪80年代末,魏微开始写作,在当地文联主办的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算是当地的一个文学新秀。文联专门为她开了一次研讨会,这种扶持,鼓励魏微走上文学道路。
此后,魏微先后在北京、南京生活。1995年,听说北师大有个作家班进行短期文学培训,魏微便报名参加;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听说南京大学也有个作家班,她又去考了南大作家班,又念了两年,毕业以后便留在南京,成为自由撰稿人。“年轻时跑来跑去,并没有什么强烈的目的性,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写作。其实主要是贪玩,早年玩心太重了,对世界有太多的好奇心。像我这一代人,尤其是搞文学的,对诸如远方、流浪这一类的词都有一种浪漫想像,很向往。我们常常有离家出走的冲动,走得越远越好。我高中有一个女同学,成绩很好,高考填志愿时填了海南的一个学校,就是因为海南是她能想到的离家最远的地方了,海南再往南,就是海了,没的走了。”
南京之于魏微,是文学起步的地方。如果说在老家发表作品时至多是个文青,去北京作家班学习了一圈之后,回到省城南京,她意识到应该好好写作,于是真就静下心来了,读书,研习,认认真真地学习写小说,后来发表,被关注,成了一个作家,这些都是在南京完成的。2000年,魏微的第一本小说集在北京出版,“赶去北京玩了一趟,心血来潮就留下来了,很随意,有点灵机一动的意思。”魏微说。
在南京生活的六七年时间,魏微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还是自由撰稿。理论上说,作家在一个城市时间久了会麻痹,熟悉某个城市,便缺少了新鲜感。于是,她便觉得,离开南京也没什么不可割舍。“那时还很年轻吧,我想年轻人总是有点没心肝的,近乎无情,是能够舍得很多东西的。”
2005年,魏微与广东省作协签约,成为广东省专业作家。她说:“我的创作与城市无关,而是与自己状态有关。如果单纯说写作,在南京时状态更单纯,但性格比较固执孤僻,到了北京,变得更随和,更善解人意。但是在北京太贪玩,没写什么作品。虽然每个城市的地貌气质不同,但你在这个城市生活过,身边有些朋友,被他们友善地对待过,所以我对生活过的城市都有感激之情,它承载你过去生命的一段时光。”
从一个自由职业者变成了一个公务员,魏微生活就算安定下来了。严格意义上,她觉得来广州算是迁徙,这次是为了生活,从前,像离开家乡,从南京到北京,都是玩儿,算不上是迁徙。
来到广州的最初几年,魏微觉得很不适应。岭南之于中国是很独特的一个地方,从语言、气候、饮食,到文化,跟内地都不一样。“一开始是有新鲜感,比如我刚来广州,那时是冬天,北方都是冰天雪地的,一派萧索,可是广州绿树成荫,人们穿着短裤T恤,我感觉我好像是出国了。还有粤语,我直到现在都不大会听,语言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现在一听到粤语就一头闷,就因为这个,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外地人。还有气候,广州太潮湿了,有好几年我都水土不服,就是身体里湿毒太重了,人显得很乏力,很倦怠,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心情,导致我来广州的最初几年,精神上很萎靡。后来才学会要去煲汤祛湿,这样慢慢又影响到以前的饮食习惯。总之我来广州,等于是生活的全方位都要作调整,我觉是自己都换了个人了。”
到广州之后,魏微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姊妹》,故事背景是家乡小城。“我从前写小说,一旦以家乡为题材,我就能找到语言,或者说,写出来的语言是活的。现在也不行了,毕竟离开家乡太久了,虽然每年都有回去,家乡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有一种陌生感,我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这大概就是我的处境,无论在广州还是回到家乡,我都是外人。我觉得我后期的写作,当以这个为主题,就是身份感,我是个身份很模糊的人,无论生活在哪里,我都是外地人,没有什么地方跟我是有关系的。”
从2004年到2010年以《沿河村纪事》和短篇小说《姐姐》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七年间,魏微经历了一个中年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空洞、虚无、焦灼、麻木,常常四顾茫茫,走在拥挤的大街上也会觉得空空荡荡。她觉得自己是在忍受,也是在享受,人生的广阔细微从四方八面袭来,她沉堕其中,有时想彻底地被它淹没,有时又想挣扎站起。
“七年间,一些更广大、阔朗的东西走进了我的眼睛里,那就是对自身之外的物事的关注,千头万绪,愈理愈乱。年轻时自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到了中年变得繁复无比,甚至对于写作,我也产生过怀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如果写作不跟人生发生关系,那还有什么意思?”想来想去,魏微竟难以获得写作的动力。当她终于在编辑的催促之下完成《沿河村纪事》和《姐姐》,自己并不满意,“然而它们对我却有意义,就像经过漫长的沉睡突然苏醒,看得见天光,听得见鸟叫,知道自己还活着,是这世界的一分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重新找回了表达的热情,找回了语感,找回了对我笔下每一个汉字的热爱,我梳理了这七年来我的所思所想,觉得自己并没有浪费这七年,事实上,正是这七年来的艰难停顿,使我与真正的写作贴心贴肺。”
但是,来到广州十几年,魏微以广州为题材的写作并不多。其实有些故事的背景,放在广州也未尝不可,但魏微觉得,这有个美学上的选择,离得太近了,反而写不好,写起来不自由,比较受约束。“而且很多事情,必须是隔着一段距离来打量方可看得更清楚些,像我写家乡,也是离开家乡以后才写的,身在家乡是写不好家乡的。”魏微说。她早期作品多以家乡为背景,《大老郑的女人》《回家》《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等,来到广州以后,题材和风格上都变化不定,有几篇是延续以前的风格,比如写家乡小城,另有一些是尝试写更广阔的社会生活,比如《沿河村纪事》和《胡文青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