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回归”路途

    勾勒出了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历史主义回归之轨迹。

    伽达默尔曾提出“理论生活”的概念，这位百岁老者以其生命历程亲证了存在主体除了世俗生活之外，人还有“理论生活”的形而上学的高等需求。姚文放先生几十年来沉醉于美学与文学的“理论生活”，数百万字洋洋洒洒的撰述形成了自我风格的“理论癖”。近期，作者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出版。

    文学理论的运行轨迹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未，形式主义占据主流。自俄国形式主义发轫，将语言形式的“陌生化”视为文学之为文学的准绳，并将“文学性”归纳为不断延续的语言形式创新问题，从而为文学的本体论研究拓展了新思路。尔后的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接受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文论等基本上遵循这一路径。然而，时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气象革新，风云变幻，出现向历史主义的回归潮流。诸如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文学理论思潮各领风骚。这些从观念到方法均存在差异与交互的文学理论对国内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影响。文放先生新著以历史与逻辑交叉渗透的一般方法论，以中西互证、古今参照、关切当下的理论视野，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予以描述与分析、考察与阐释，作者凭借深邃通透的思辨眼光和敏锐空灵的直觉感悟将文学理论与艺术现象或审美现象达到理性综合，从而获得自我的理论自觉，精湛地勾勒出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历史主义回归之轨迹。

    该著呈现出鲜明而重要的学术特色之一，即是理论上的问题意识和逻辑上的自律自洽性。作者主要关注与探究了这些问题：首先，作者紧密关切“文学性变异”问题，以此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轴心，为对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观念演变进行梳理奠定了学理基础。其次，“理论之转向”构成作者思考的另一个焦点。作者诠释了“理论”这一概念和内涵与外延及其历史运作模式，并且和文学理论实行了逻辑与历史的深刻关联。再次，对文化政治这一概念，该著进行了广泛的学理探讨，阐述其与消费、娱乐、享受、欲望与性的相结合的复杂性，由此论证由于文化政治这一概念的介入，晚近以来的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后现代意义的历史辗转。第四，围绕着“文学经典”这一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作者展开概念阐释与历史描述相统一的论证，作者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具有价值二重性，但是一旦将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境域来考量，便不难见出文学经典的两种价值取向往往是不对等、不平衡的。因此，文学经典是一个历史概念，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种历史现象。审美的、艺术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功利的、实用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两极。文学经典就像钟摆，它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第五，“话语理论”是文学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命题，作者由福柯的话语理论切入，认为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升传统的“表征”理论，为考量文学的基本问题展现了新的视野，从而在逻辑上肯定了构成主义表征理论作为第三条道路为帮助文学理论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成为可能。第六，理论的“批判”性是该著的又一抹思想亮色。作者以“批判”话语的谱系学研究，获得自我的运思之途，在哲学“批判”与文学理论之间搭起一座徜徉的桥梁。该著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作为逻辑基石，清理了黑格尔的“反思性批判”与“否定的辩证法”，再到论说马克思的“批判”作为社会变革的利器，接着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大众文化批判”的思想内涵，再到反思20世纪中国的“批判”话语的政治化转向与学理性回归，最后展望了21世纪大众文化批判的话语重建，由此形成了一个逻辑与历史紧密相扣的理论链条，而哲学意义的反思性批判和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批判成为这一“批判”的主旨与灵魂，也远远超越以往文学理论上的单纯政治化和狭隘价值论的“批判”。第七，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密切关联是一个显要现象。晚近文学理论的“向外转”趋势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不可能没有哲学、美学的呼应与共鸣，也不可能没有哲学、美学的观念与方法的支撑。作者通过对丰富复杂的理论现象和文化现象、审美现象的考察与分析，从而指出，后现代与审美文化的历史性遇合为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也为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了良机。第八，理论生活一方面呈现对历史的超越性和概念的纯粹性，另一方面，理论生活总是承担着面对现实和回答当下提问的崇高责任。最后，从这个意义来说，将文学理论的宗旨和回归之途落脚至“中国问题”显然就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逻辑结果。作者指出，我们对上述每一个理论的研究，最终都归结到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显然，作者这一著述自始至终地立足于中国问题和中国意识，以理论思考回答现实的提问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