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的私家刻书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遍及全国各地。南方的刻书活动相对发达，北方的刻书事业则相对受到忽视。傅增湘就认为“南方刻书之风盛”而“北地则声闻寂寞”。针对这一论点，出生于江苏江阴、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文献学家王绍曾教授指出：“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我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发挥光大，其中有山东刻书家的一部分辛劳”。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五代以后，雕版印刷遍及全国各地。南方的刻书活动相对发达，因而流传下来的印刷品也较多，受到印刷史研究工作者的特别重视。北方的刻书事业则相对受到忽视。傅增湘就认为“南方刻书之风盛”而“北地则声闻寂寞”。谢国桢也认为：“冀北鲁东，文物之邦，犹未闻有刻书之风。”针对这一论点，出生于江苏江阴、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文献学家王绍曾教授指出：“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我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发挥光大，其中有山东刻书家的一部分辛劳”。这是王先生长期在山东数十年研究得出的中肯的结论。2016年12月，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唐桂艳的专著《清代山东刻书史》，三巨册，130万字，不仅将王先生这一结论具体化并落到实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用事实回答了北方雕版印刷的成就问题，对整个北方雕版印刷遗产的调查研究也具有示范意义，可以说是中国雕版印刷研究的重要成果。

    这部专著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清代山东雕版印刷成就的第一次系统调查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儒家文化的创始者孔子的故乡，中华民族主要元典大都出于山东。清代山东在图书的雕版印刷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本书的作者唐桂艳同志经过长期艰苦调查，首次得出科学的统计：清代山东刻书达4000多种，分布在全省十府二州107县，其中济南府最多，莱州府、登州府、青州府次之，而较为偏远的曹州府、沂州府，亦有值得称道的成就。

    本书的调查结果表明，清代山东官府刻书有500多种，各级官衙积极刊刻与职能范围有关的书籍。如山东布政司刻《山东省赋役全书》，按察使司刻《山东全河备考》，都转盐运司刻《山东盐法志》，山东运河道库刻《山东运河备览》。除此之外，山东还承担朝廷的出版任务，比如曲阜的衍圣公孔毓圻主持刊刻了康熙皇帝敕修的《幸鲁盛典》，刻书地点是曲阜孔庙，当时的纂修官都是康熙皇帝亲自选派的。

    清代山东有大小坊铺120多家，刻书600多种。济南坊铺数量最多，聊城“四大书庄”叫得最响，胶东“成文信”各个分号在全国的分布最广。这些坊铺顺应市场需求，出版了大量应试书籍和文学读物，起到了文化普及和传播的作用。

    清代山东的私家刻书最为发达，有3000多种，这与山东旧学渊源和文学兴盛有很大关系。经学家张尔岐、郝懿行、孔广森，小学家桂馥、王筠，史学家马骕，金石学家陈介祺、吴式芬、李佐贤，文学家王士禛、孔尚任等，都刊刻了大量个人著作。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最为精审，顾炎武来到山东，抄录一部带到山西，并作了序言。乾隆八年济阳高廷枢刊刻行世，后被收入《四库全书》，产生广泛影响，整个清代《十三经读本》，《仪礼》一经大都采用张尔岐这部书。马骕《绎史》，是上古史的名著，刻成于山东，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关注，以白金二百两将版收入内府。翟云升的隶书名著《隶篇》，刊刻于掖县家中，当时延请专门人才，使该书成为雕版印刷的精品。日照许瀚则用半生精力校刻曲阜桂馥的遗稿《说文解字义证》，使该书在作者去世近50年后得以行世。淄川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由另一位山东人莱阳赵起杲刊刻行世。著名文学家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先后刊刻著作70余种，后代汇为《王渔洋遗书》流传于世。辑佚第一大家历城马国翰，刻书800多卷，书版约6000片，至今保存完好。

    山东学者所到之处，以刊印典籍为己任。德州卢见曾在扬州刻《雅雨堂丛书》。益都李文藻在广东刻印江永、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的著作，由周永年汇印为《贷园丛书》传世。而孔继涵则把戴震的遗著带到曲阜家中刊刻为《戴氏遗书》行世。这说明山东的私家刻书活动，与其他省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了官刻、家刻、坊刻之外，青州法庆寺、济南灵岩寺、泰安普照寺、青州浸礼会、山东公善堂、山东广仁局等宗教机构和民间团体也参与刻书。可以看出，雕版印刷在清代北方尤其是山东的繁荣程度，并不亚于江南，正如王绍曾先生所说：“山东的刻书之风，虽然对全国来说不是什么中心，毕竟在版刻史上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可以说，有了《清代山东刻书史》这部书，清代山东的刻书成就基本上可以有案可稽了。

    二、雕版印刷史调查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清代山东刻书史》在地域雕版印刷史研究的方法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方法论上为同类研究提供了借鉴。

    第一点是发挥地缘优势。尽管清代山东很多重要出版物流布全国甚至海外，但大量的一般性的出版物还是以山东省收藏为最多。所以，山东雕版印刷史的研究首先要依靠山东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收藏。本书作者长期供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有条件对全省的古籍收藏进行调研，具有做这一课题研究的先天优势。作者从事古籍整理20多年，对中国出版史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从全国的角度考察山东刻书，可以说研究山东刻书史是轻车熟路，胜任愉快。《清代山东刻书史》是作者知识结构和资源优势相结合的产物，其他地区的雕版印刷史研究均可照此办理，这样形成的成果当是非常可观的。

    第二点是用更广阔的视野界定研究范围。中国幅员辽阔，学者文人跨地域活动，跨地域著书立说，其刊刻出版必然也是交叉的。像戴震的《戴氏遗书》在山东曲阜首先刊刻，而王士禛的著述陆续刻于京师、扬州、广东、金陵等地，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刻于山西，郝懿行的著述一部分刻于直隶东路厅署。到底如何界定山东刻书，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刻书绝不仅仅是一个雕版问题，它包括出资和版权、编辑和校勘、刊刻和印刷、存版和流通等各个环节，要从著者、编辑者、出资者、雕刻者、印刷者各个方面通盘考虑。其中，出资者最为关键，因为他主持、主导刻书，拥有版权。所以，出资者是山东人，无论雕刻地是否在山东，都应为山东刻书。而外地人在山东刻的书，因为用的是山东刻书资源包括刻工、板材、纸张乃至于编辑校勘人员等，是山东当地的刻书，也应视为山东刻书。至于山东人在外地主持的官府刻书，版权非个人所有，则不宜视为山东刻书。所以，山东刻书，既应包括在山东本地的刻书，即山东人在山东所刻书以及外地人在山东所刻书，又应包括山东人在外地刊刻的非官府书籍。本书的作者明确划定了山东刻书的范围，解决了地区间的交叉问题，从而能够全面地反映山东刻书的面貌。

    第三点是刻书研究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相结合。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影响中国数千年，而清代的山东，学术积淀亦十分深厚。作者研究山东雕版印刷史，不仅注重与全国的学术史、文化史相结合，还注意挖掘地方的文化学术传统。如，从《雅雨堂丛书》的刊刻，探讨卢见曾推动乾嘉学术发展、引领汉学崛起的重要意义；结合阳明心学在山东聊城的余脉，揭示在康熙重视宋明理学的背景下，王学传人刊刻《茌邑三先生合刻》的目的；梳理方苞及其弟子、友人的刻书关系，体现桐城派在山东的传播；透过清末胶东善书增多的现象，找寻沿海文化对刻书的影响。这样的结合与分析，对探寻山东雕版印刷的地域分布规律以及发展的内在原因有很大益处。

    三、版本目录学的重要贡献

    据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3500万册，但真正用当代科学方法著录的古籍仍为很少一部分，大量文化遗产还有待于专业人士作出科学的著录。这是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山东刻书史》对4000余种清代山东刻书进行了准确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著录，这是对古籍目录学的一大贡献。

    一般地讲，对古籍版本笼统性的著录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搞清楚刻书时间、刻书者、刻书地，在目录版本项以“某年某人某地刻本”的方式完整地进行著录，却需要详细的考证。作者在这方面用功甚勤。如，王筠的《说文释例》及其《补正》，许多书目著录为清同治四年刻本，这缘于书前有王筠之子王彦侗在同治四年进呈书籍的标记。作者首先查考了湖南省图书馆藏此书稿本和山东省图书馆藏此书校改本，又参考《王菉友先生著述考》《王菉友年谱》，从而弄清了《说文释例》刊刻时间和地点：道光二十八年王筠在山西徐沟所刻。至于《补正》，作者又据王筠《致许印林书》和王彦侗《菉友府君行述》，确定係王筠于咸丰二年刻于山西乡宁，从而订正了前人著录的错误。

    本书著录的4000余种清代山东刻书，每一种都经过了细致的专业性考证，因此其著录成果是对目录学、版本学的重要学术贡献。

    四、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参考

    《清代山东刻书史》记录了大量的刻书史料，包括书籍生产过程中的板材价、写字价、刻字价、刷印价，以及书籍流通过程中的书价，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了真实的直接的数据。如，乾隆十年曲阜孔昭焕等刊刻《孔子世家谱》，当时一块板子加上刻字费用为银0.38两，刻工每刻一百字的价钱是0.09两。乾隆二十五年新城王氏刻《[新城]王氏世谱》，每块板子及刻字费用约为580钱，刷印一部需要500文，合每叶不到2文钱。许瀚刻《说文解字义证》时，写工每写一百字为45.8文，刻工每刻一百字为269文。至于售书价格，《清代山东刻书史》中记录得更多，像专门的售书目录《燕台成文信记书目录》，在每一种书后都标明价格。同一部书，大板小板价格不同，竹纸、棉纸价格也不同，粉莲纸的价格就是顺泰纸的三倍。

    《清代山东刻书史》还揭示了大量隐含在雕版印刷品内的罕见史料。如滕县张耕的《古韵发明》一书，内有道光六年阮元在广东节署做的序，此序不见其《揅经室集》。四库馆臣周永年，为文不留存稿，其文传世极罕，《清代山东刻书史》记录了他的序文共三篇，都极为难得。其中一篇是乾隆五十五年周永年为刊刻张养浩《元张文忠公归田类稿》所做的序。此序叙述了这个刻本所据底本的搜集过程：先是乾隆三十四年，李文藻告诉周永年说邵晋涵曾见过张养浩此书，于是周永年开始留意、搜求，在他和邵晋涵分任《四库全书》子、史两部纂修官时亦屡屡提及此事。乾隆四十一年，邵晋涵从汪氏振绮堂抄录一部，托罗有高捎给在四库馆的周永年，周永年当即抄一部留四库馆，成为《四库全书》本的底本，而邵氏抄本却在周永年借给他人后不幸遗失。乾隆五十三年，周永年又据《四库全书》本抄录一本，交付毛堃雕版行世，使得这个版本成为现存张养浩此书的唯一刊本。《清代山东刻书史》全文录下的周永年的这篇序言，不仅为研究邵晋涵、罗有高、李文藻等人提供了重要线索，还为读者呈现了清代乾隆年间在纂修《四库全书》的文化大背景下，学者文人为典籍的刊刻流传不辞辛苦、辗转搜求的群像，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山东刻书史》后面附有详细的索引。索引的条目包括：书名、著者、序跋者、刻书者、刻书地、刻工、写工、堂号，读者寻找各方面的学术线索，都十分方便，这是此类著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值得同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