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树挪死，人挪活

    残雪有遗传性风湿病和过敏症，经过一番分析，残雪认为北京的气候更适合自己。2001年，残雪决定去北京定居。

    选择北京，残雪没有一点儿犹豫。“大概我这种人，就是为创作而生的，对我来说，不能工作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当时刘恒邀请我参加北京市作家协会，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很难适应新的单位和人际关系。那时我脑子里只有工作的念头。所以我就在北京大干起来了，基本上同外界没有联系。我每天去小月河边跑步，跑完回来就写。”

    既然坚决不愿意转到任何单位，自然就没有人会来帮助残雪解决住房。所以，残雪早早做了准备努力攒钱。2001年11月下旬，残雪和丈夫终于在北京海淀区买房了。住在新房子里，她心满意足地说：“北京真好，有暖气。”她立刻感到风湿病好了一大半。总之，北京的干燥气候给残雪带来了健康的恢复以及愉悦的好心情。她极少去街上逛，每天埋头工作。丈夫则打理家务。“我们过的完全是退休者的生活，一直很有音乐节奏，也不乏小市民的情趣。”

    如今，残雪到北京已经18个年头。

    “来北京之后我的创作再也没出现过任何瓶颈现象，越写越广阔，收不了场了，自己都觉得是奇迹。我除了写小说，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目前除了小说，我还在写一本纯哲学书《物质的崛起》。起码还要两三年才能完成。”残雪说，在湖南写作，与在北京的写作，变化是内在的。她48岁来北京，这对于作家来说应该是最为成熟、丰产的年龄。除了1988年写过一个长篇外，后面6个长篇都是在北京写的。长篇展示了残雪内心世界的盛大场面，其深度也非同一般。而且她感到自己越来越具有一种特殊的定力，这种定力让她能得心应手地、垂直地开辟自己的疆域。“这种能力的发挥是否同北京这个地方的风土有关？我不知道。如果要我形容，也许可以说，湖南阶段是探索的阶段；北京阶段是建构的阶段。目前我正在建构我的理想乌托邦，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像人们过节一样快乐。”

    残雪以俗语“树挪死，人挪活”概括自己的迁徙。她说，人的肉体需要刺激，感官上的刺激越多，灵魂中的变化就越大。对于自己这种创造型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北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灵感，但都是比较抽象的影响。我不能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个古老的城市确实盛产灵感。”残雪说，下一步自己打算移居昆明。

    前不久，由优秀的英文翻译凯伦和陈泽平翻译的残雪长篇小说《边疆》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一片叫好声。据残雪的不完全统计，包括《纽约客》等许多有影响的媒体，一共刊登了20来篇评论、访谈和选载。《最后的情人》与此书翻译安娜丽丝一道获得美国2015年最佳翻译图书奖，《五香街》与此书翻译凯伦和陈泽平一道于2015年进入美国纽斯塔克国际文学奖。该奖是美国最享有声望的国际文学奖，它作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前奏，常有“美国的诺贝尔奖”的美誉。此前的2007年，日本编的《世界文学全集》，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是残雪。

    在国外呼声很高，但是，残雪在国内的关注度相比少得多。她的哥哥邓晓芒说：“由于表达的特异，残雪一度被评论界忽略。”

    残雪觉得，邓晓芒的话有一部分道理。但自己的表达之所以“特异”，主要还是少见多怪引起的。如果读过很多西方文学经典，又肯在理论上下功夫，就不会觉得那么“特异”。“我们这里有的是四平八稳，缺的是敢于冒险和革新的精神。”

    同时，她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内还是得到了应得的关注的，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从网络上的议论看得出来，残雪迷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的。残雪分析，年轻人善于吸收新的知识和信息，思想比较开放一点。国内文坛比较传统保守，有些人看不惯残雪和她的作品，当然就不会主动宣传。“不过这样也好，我得到了安静，可以潜心创作。而且同那些处在喧哗中的作家比，我相信我潜在的影响更大。我用不着批评家来评论我，读者自然而然会去找我的书，挡也挡不住。”残雪说，自己的70万字的新长篇《黑暗地母的礼物》，从2015年出版以来，还没有一篇专业的评论在媒体上刊登过，但照样卖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