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物中的图像叙事理论

    图像功能的改变，蕴含着儿童文学呈现和阅读方式的变更。

    认识张梅，是从文字开始的。因为要做儿童文学图像方面的研究，查找到了张梅的博士论文《另一种现代性诉求——1875～1937儿童文学中的图像叙事》，即本书的初稿，当时就颇为震撼和敬佩。史料的扎实，论证的严密，都超越了一般博士论文的高度，也透示出学者张梅的良好素养和学术精神。后来，就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见了张梅，正如我的想象，知性、踏实、谦逊，有着对儿童文学的热情和深刻的理论认知，又常常微笑着，颇有亲和之力。得知张梅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就赶紧预约了签名版。于是，今年的春末夏初，就收到了张梅寄来的近50万字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厚厚的扎实的专著，并且跳脱了博士论文的框架，在内容上有了更细腻的阐述与更充分的理论展开。

    张梅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下文简称《图像叙事》），是以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小孩月报》《蒙学报》《启蒙画报》《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六种报刊上的图像为研究对象，这样的选题是需要勇气的。尽管当下已经进入读图时代，图像阅读是儿童阅读的常态，然而对晚清到五四的报刊上的图像叙事研究，则是一个很少被涉及的话题。这一方面可能是学界对儿童文学中的图像的关注，更着重于当前盛行的图画书，与流行同步，显然能获得更好的关注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报刊存在的时间于今已经相隔非常久远，要找全这些报刊，并不容易，文中论及仅《小孩月报》就查阅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多家专业图书馆的藏品；而通读这些报刊，更需要埋首故纸堆的勤勉和大量的时间投入，《儿童世界》创刊于1922年一直延续到1941年终刊，共有47卷之多，同样创刊于1922年的《小朋友》，更是绵延至今，所出刊物不可胜数，即使将研究范畴确定为晚清到1920年代的中后期，刊物的数量依然是惊人的。显然，这个课题的完成，前期的资料查找和收集整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这工程量在《图像叙事》中有着清楚的呈现。每一份报刊，从历史沿革到内容编排，从装帧设计到印刷方式等等，张梅都有着细致的梳理和抽丝剥茧般的考证，而且详尽标示出了资料的来源，这是非常严谨的态度。更为可贵的是，张梅对图像叙事的阐释，又不仅仅局限于所讨论的6种报刊，也不是为梳理而梳理的简单资料整理，她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将报刊放到儿童观的演变、印刷技术的发展等背景和语境中考察图像叙事，理清图像由单幅到多幅、由插图到图画故事、由点缀到介入叙事的走向，并在此基础上研讨图像功能的改变所蕴含的儿童文学呈现和阅读方式的变更。由此，《图像叙事》以充分的资料把握为基础，最终指向儿童读物中的图像叙事的理论探讨。

    也正因为有丰富的原始资料阅读打底，《图像叙事》能顺利展开对约定俗成的观念和观点的质疑和辨析。一般认为，《儿童世界》上的《两个小猴子的冒险记》等图画故事都是出自郑振铎之手，新世纪之后也专门出版有《郑振铎故事画》，已收录其民国时期的图画故事作品。张梅却对郑振铎的“自编自绘”说提出了质疑，依据商务老人的回忆资料和《儿童世界》的插图情况，《图像叙事》认为，根据商务印书馆的岗位设置特点，郑振铎确实负责《儿童世界》的编辑工作，但并不包揽刊物的所有工作，刊物的插图是有专门的美术团队完成的，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许敦谷，只是鉴于整个社会对图像的重视不足，才很少看到杂志中的图像作者的署名；而从《儿童世界》图画故事的立意、造型、绘画艺术等层面来看，也不排除从国外重述进来的可能性。因此，张梅的观点是：《儿童世界》中的插图和图画故事，“很可能来自以许敦谷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的专职美术工作者，或者直接挪用了外国书刊上的图像资源。”这样的质疑和考证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是从原始资料出发，以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阅读视野为基础，凭着质疑的精神，才能完成的。而且，在《图像叙事》中，这样的考证和发掘是随着阐述的需要随时展开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持有这样的学术精神，再辅之以扎实的资料解读、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张梅的《图像叙事》终将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留下深刻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