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一盏梵学智慧之灯

    2017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中国社科院办公厅联合社科文献出版社组成编辑部，邀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等顶级专家进行学术自述，编辑出版“学术名家自述”丛书。在被约稿的专家中，黄宝生先生亲自执笔，最早交稿。早在2月底帮黄先生发电子稿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就已悄悄先睹为快。现在，这本飘着墨香的新书就摆在我的桌案上。

    1960年高考发榜前夕，黄宝生先生写了一首无题小诗。诗的第一句是“今夜，我的心激荡”。第二天，他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怀着一颗激荡的心，黄先生走上梵学之路。怀着一颗激荡的心，黄先生在梵学路上走过一个甲子。六十年来，黄先生取得了卓越成就。黄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兼获印度总统奖（2012）和莲花奖（2015）两项大奖的学者。这些认可和赞誉，对于一位身处中国的梵学研究者来说，殊为不易。

    黄先生是一位优秀而勤恳的翻译家和梵学研究者，译有400余万字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获首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80余万字的《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包括梵语文论10种），印度文学作品《十王子传》《六季杂咏》《罗怙世系》等，印度哲学著作《奥义书》《薄伽梵歌》《瑜伽经》等，著有《印度古典诗学》《印度古代文学》《梵学论集》等，研究领域涉及印度史诗文学、古典文学、诗学、哲学、佛学、神话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化等学科。

    黄先生将自己热血沸腾的六十年和数百万字的梵学成果浓缩在这一本十余万字的《自述》里。从童年的“平民家庭”“落后生”，到中学时代的“借书积极分子”“作家梦”，到大学时代的梵巴情缘、老师的培育之恩，再到参加工作、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之后的蓬勃向上的新时期和金秋时节的累累硕果，黄先生以清晰通透的文字，像一位邻家老者一般向读者娓娓讲述自己波澜壮阔的梵学生涯。

    黄先生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对于翻译的格外侧重和翻译与研究的有机结合。黄先生曾说，翻译是一种最好的精读。精读有助于加深理解。理解的过程也就是研究的过程。以研究和理解为基础，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翻译和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疏通晦涩关节，提供完整译文，写一篇系统研究这部作品的论文，印度智慧就这样一步步走近中国，中国学术也因得到了印度智慧的滋养而这样一步步向前推进。

    黄先生对于翻译的强调，不仅是站在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的角度，还有他作为中国学者、立足中国的本土关怀。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包容，类似于“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以印度文学为例，将印度文学翻译成中文，正是将印度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过程，为中国作家和学者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将印度文学翻译成中文，正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的问题为中心，让印度智慧本土化，转化为中国智慧，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将印度文学翻译成中文，就像是印度禅变成中国禅，印度神韵成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中国神韵，印度的粗糖变为中国的精糖。让整个世界的精华为我所用，这就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的、包容世界的、最大内涵与外延的文化自信。

    在胸有成竹、矢志不渝将印度智慧纳入中国的路途中，黄先生高洁的品格、敏锐的观察和顽强的毅力常常让我联想到唐代的玄奘法师。玄奘是一个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定不移的人。西行之前，他一心求法；东归之后，他一心译经弘法。一路的艰难险阻，或是礼遇或是轻慢，或是挽留或是劝阻，玄奘宠辱不惊，坚若磐石。细枝末节的插曲或诱惑，根本无法撼动他的终极理想。黄先生热爱梵学研究，乐在其中。无论在皇城脚下还是偏远山村，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中，无论有没有经费，也无论有成千上万还是几十几个人可以读懂，黄先生默默耕耘，像一头狮子，不会因土狼的咆哮而削弱他的勇气；像一棵菩提，不会因风雨冰霜而减损他的威仪；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