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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我最初只知道如下语境中的“鸟人”：相传爱因斯坦有一次向某刊物投稿，居然被拒，因为审稿没有通过。爱因斯坦当然不悦，就给主编写了一封相信是许多大牌作者都想写而不大敢写的信，信中表示，“我将稿件给你们是供你们发表用的，不是提供给你们让什么鸟人审查的”云云。当然这里“鸟人”是中译者意译添加的词汇。
从你那里我才听说“观鸟的人”也被称为“鸟人”，而观鸟也是一项有相当道行的博物学活动。而且你家居然就出了一个“鸟人”——令千金。所以这次谈论这本《画笔下的鸟类学》，一定要听你深入谈谈“鸟人”们的种种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首先，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图文并茂，让人爱不释手。揭开护封，里面的硬封又是简洁素雅之至，不愧书业产品中的“央企”风范。
本书作者当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鸟人”，乔纳森·埃尔菲克不仅观鸟，而且画鸟。画鸟是“鸟人”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活动，许多鸟类的精细形象，就是由画鸟的“鸟人”传递给世人的。在这个问题上，鸟类是不是有某种特殊性？比如，其它的动物植物，当然也有许多动物学家或植物学家进行过观察和描绘，但我们似乎没听说过“花人”或“蛇人”“鹿人”等等的说法？
刘：
这本书，确实像你所说的是一本装帧精美、富于设计而且颇有收藏价值的书。原文书名是Bird: The Art ofOrnithology，现在中译本译为《画笔下的鸟类学》，还是贴切的。从内容上看，本书也颇有特色，它实际上是从鸟类绘画的特殊角度，讲述鸟类学的发展和人们对鸟的认知过程。或者用更时髦的术语，也不妨说是从视觉文化的特殊视角来撰写的鸟类学史。本书在历史分期上，又以印刷技术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志，在这种意义上，要说是一部鸟类学图书印刷出版传播史，也未尝不可。
本书又是一本很有文化内涵的通俗性历史。书中大量印制精美、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珍贵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鸟类绘画，既是重要的史料，与文字的内容彼此呼应，又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当然，对于你所说的众多手持观鸟指南图鉴去观鸟的“鸟人”而言，这差不多也是历史上的鸟图精品荟萃了。正是由于这些特色，这本书与当下图书市场上颇为流行的有文化品位、可供阅读兼把玩和收藏的图书类型非常契合。
确实，小女也是鸟人中的执着者。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在她小的时候，既作为儿童的娱乐，也作为某种休闲式的教育和户外活动，我经常带她去参加著名的环境NGO“自然之友”的观鸟小组的活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竟培养出了一个铁杆鸟迷，而惭愧的是，至今，我却几乎仍然还是一个“鸟盲”。
江:
这倒稍稍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原先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你总得近朱者赤，好歹受些影响和熏陶吧？比如对鸟比我们一般人更熟悉一些？当然，我们通过讨论这本书，就会经历一个受“鸟文化”熏陶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能让你变得更接近一点我们通常人心目中“鸟人之父”的形象？
你相当准确地概括了本书的性质——鸟类学图书印刷出版传播史。这让我想起我以前发表过的关于学科和观赏性之间关系的一种看法。
我认为，并非所有的学科都具有同等级别的观赏性，比如天文学就很有观赏性，而且享受这种观赏性时通常又很安全，所以全世界会有那么多的业余天文爱好者；相比而言，化学就几乎没有观赏性，实验还难以避免危险性，所以全职太太到幼儿园或小学做义工时，会带着孩子们去用望远镜观天，但通常不会带着孩子们做化学实验。
而鸟类学则是一门具有高度观赏性的学科，它的观赏性甚至超过植物学和通常意义上的动物学，因为鸟类有漂亮的羽毛，描绘这些羽毛显然能够唤起审美情怀。“鸟人”们描绘了鸟类，当然需要传播，由于这些鸟类图案可以如此精细和精美，以至于对印刷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才让你对本书“鸟类学图书印刷出版传播史”的性质概括得以成立。
刘：
如果说到观赏性的话，我觉得，与你举出的天文学的例子相比，鸟类学显然要更具有观赏性。你想，鸟是有生命的啊，与那无数虽然也神秘但却显得冰冷的星星相比，对于更多的普通人，其观赏性无疑要更强。因而，比较一下普及性或专业性的天文学类图文书和鸟类学的图文书，其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前面你说你感觉出乎意料之外，也许是对我自称“鸟盲”的某种理解。其实，我说我是鸟盲，主要是指在观鸟时就辨识鸟的种类来说，这和我与我们的朋友刘华杰去野外看植物时的情况很像，我也很难准确地分辨出各类植物，而刘华杰却会如数家珍般一一道出所看到的各种植物分别是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以及叫什么名字。
如同刘华杰所强调的，在博物学意义上，知道一个植物的名字，会更好地认识和欣赏这种植物，我想，对于鸟类也是一样。但我也还是可以在更低的层次上去欣赏鸟之美的。作为一个你所说的“鸟人之父”，我承认我达不到“鸟人”小女那样能更精致地欣赏鸟和享受观鸟乐趣的程度，但我对于“鸟人”们还是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并且对于观鸟这件事本身也是很有兴趣的。
几年前，我指导的一个研究生，就将其论文题目定为对于观鸟活动的科学传播研究（尽管当下正统的“科普界”几乎并不将此视为与科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活动），那个学生非常努力，她以人类学方法为主，对北京鸟会的观鸟活动做了很好的研究。在你和我主编的丛刊《我们的科学文化》第9辑中，收录了她论文的绝大部分章节。
江:
在本书第二章，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谈到奥杜邦（JohnJamesAudubon）的鸟类绘画和他那本著名的《美国鸟类》（Birds ofAmerica）。此书已在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起作《飞鸟天堂》。奥杜邦的另一本书《北美四足兽》（Viviparous QuadrupedsofNorthAmerica）也以《走兽地下》的中译名配套一同出版了。相信在你书房里，应该也放着出版社当年的赠书吧。奥杜邦的《美国鸟类》，初版以巨大的开本（所画鸟类尺度必如实物原大）而在出版史上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
不过在《画笔下的鸟类学》作者埃尔菲克笔下，奥杜邦得到的就不全是赞美了。他引用了奥杜邦传记作者一句名言：“鸟儿眼中最恐怖的事，可能就是看到约翰·詹姆斯·奥杜邦正在走近。”为什么呢？因为奥杜邦杀死了许多鸟类！奥杜邦给朋友信中有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足以让今天的“鸟人”们义愤填膺：“如果我每天射杀的鸟不到一百只，那我就得说鸟儿真少。”不过埃尔菲克为奥杜邦开脱说，因为奥杜邦“不像许多更富裕的收藏家，他时常缺钱缺食物”，所以他杀鸟是为了吃它们来果腹。这样的开脱，让今天充满悲天悯人情怀的“鸟人”们听到，无疑仍是令人发指的。
这段关于奥杜邦的故事也提示我们，“鸟人”事业的表现形态和价值标准，都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呈现为现今我们所见的模样。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要理解历代“鸟人”的不同情怀，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
你提到的奥杜邦杀鸟，还有他要用之做标本、进行绘画等原因，当然，这也是一段早期鸟类学史上比较特殊和复杂的事。今天“鸟人”们的伦理标准当然不会让他们再像奥杜邦那样杀鸟。爱鸟，是“鸟人”之所以成为“鸟人”的最大内在动力，甚至这种“爱”，会让他们鄙视和抨击各种在他们看来是伤害鸟类的行为。例如，中国传统的“提笼架鸟”式的笼养鸟，就在被批评之列，因为那是对鸟的自由天性的伤害。更近一些，现在还可以注意到，相当一部分观鸟的“鸟人”和以摄影方式“拍鸟”的“鸟人”之间，就有不小的分歧。许多观鸟者认为以肉眼和望远镜观鸟才是真正爱鸟行为的表现，而且，确实有不少拍鸟的发烧友为了拍出更“精彩”的照片，会采取一些干扰鸟的正常生活甚至伤害鸟的方式，如把鸟粘在树枝上等等。
当然，像我等凡人，对那些真正爱鸟的资深“鸟人”的理解还是很有局限的，有时还是难以感受他们那种对观鸟的痴迷。就像普通人很难理解那部关于“鸟人”观鸟的著名影片《观鸟大年》中“鸟人”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追求一样。当年，我带小女参加自然之友观鸟小组的观鸟活动，也绝没有想到后来竟会培养出比较合格的“鸟人”来。后来无论是在求学还是工作的过程中，观鸟绝对是她在各种爱好中的首选，而且是绝不可缺少的。现在国内观鸟的人群也越来越壮大，各种观鸟团体数量也在增加，与国际也逐渐接轨了。
江:
我还有一个问题：本书作者埃尔菲克作为“鸟人”，和令爱这样的现代“鸟人”之间有什么差别？我试图在本书中搜寻线索，并无所获。
例如，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奥杜邦杀鸟的用途之一是制作标本，我们今天在各种自然博物馆见到的鸟类（以及其它各种动物）标本，当然在大部分情形中难免要杀死鸟类。再进一步推想，本书作者对鸟类的许多精细描绘，恐怕也不得不对鸟儿下一点毒手吧？——如果像今天的“鸟人”那样，连笼养鸟都要批评，在野外的野生鸟儿能有那么好的耐心长时间停留在枝头，让埃尔菲克慢慢描绘吗？他多半也要杀死鸟儿，对着鸟儿的尸体才能仔细绘制吧？而如果是“认为以肉眼和望远镜观鸟才是真正爱鸟行为”的人，应该是绝对不能容忍杀鸟画像这样的行为的吧？
那么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只能容忍以肉眼或望远镜观鸟的“鸟人”，拿到这本《画笔下的鸟类学》时，会有什么反应呢？他（她）是不是应该皱着眉头说：鸟是画得挺漂亮，但一想到这些杀鸟画像的罪恶行径，我怎么忍心看下去啊！
刘：
我咨询了小女，她的回答大意是：奥杜邦那样杀鸟，主要是一个历史问题，但随着观鸟技术和伦理的发展，现在人们确实不应该再像那样无必要地去杀更多的鸟，即使是科研所需要用的标本，也比那时要少了许多。而目前真正构成对鸟类威胁的，反而是那些为商业目的而杀鸟制作标本的行为。
从这样的回答来看，小女应该算是一个不很极端的“鸟人”，尽管其爱鸟之心相当之强。不过，伦理虽然在发展，毕竟不是法律，我们今天用“鸟人”这个词，其实有时所指并不明确，比如究竟是专指对鸟感兴趣的人，或是以某种爱鸟的心态遵循保护动物伦理的观鸟者呢？总体来看，认为鸟应该被爱护地欣赏的观鸟者的人数，还是在迅速增加的。我想，本书无疑会对提升人们爱鸟、欣赏和保护鸟类之心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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