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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王恩田先生在考古方面的著述，渐渐据了要津，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所以，我想专程对他进行一次采访，而不仅仅靠网上了解而完事。因为不与他面谈，很多印象无法获得。
终于友人给了我去济南的机会。走进他不足80平方米的住所，印象是哪一间都塞得满满的。所谓“厅”里，一台复印机和一套吃饭的桌椅便把它塞满了。写作间一张不大的老旧写字台、一件双人沙发，其余都是满架的书，也是塞得满满的。双人沙发仅供他休息时用，也是来人闲谈之处。在这里，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半生坎坷
王恩田1956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本来这一生从此也就可圈可点了，然而，命运似乎从此开始就在捉弄他。课余，他常泡在图书馆而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批判，被逼在班上作检查，把自学甲骨文、金文的笔记、卡片作为“罪证”在“白专”实物展览上陈列出来才算过关。他又在“反右倾”中挨了批判。所以毕业后名为“分配”，实为“发配”到了青海。他后来自己联系，才从青海调到山东省博物馆，当时它承担全省的考古发掘工作。山东开展大遗址保护的“四有”工作后，成立了临淄文物工作队，王恩田负责钻探。在益都（今青州）苏埠屯发现并发掘了安阳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商代大墓。一号墓出土的两件硕大无朋的铜钺，其中一件正反两面各有两个亚丑族徽，可推知传世的亚丑铜器当是从这里盗掘出土的。发掘二号墓时，墓西二层台上还发现了弓的遗迹，每10支一捆，约有二三百支。王恩田认为，大量弓的遗迹应与甲骨文中“三百射”的记载有关。他在北大时，已自学了甲骨文字释读和一些专著，如果他没有早先对甲骨文的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肯定不会有这种联想。苏埠屯一号、二号大墓的发掘，也证明这一带是殷王朝东土的边防重镇。在黄县（今龙口市）南埠村的西周晚期墓葬中出土了18件器、鼎、盘、匜等铜器和大量的陶器。在莱阳发掘出土的侯壶的中型铜器墓，为探讨纪国与莱国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1976年春，临淄桓公台东北处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一些热衷于“批林批孔”的人，调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大学、北大考古专业及外省市的部分文物干部共200余人搞“东周宫殿”大会战。王恩田到现场一看，夯土台基有一块很大的炼铁废渣，而且遍地是汉代砖瓦。一排铁铸件整齐地排在夯土台基上，同时还发现了五铢钱范泥模，显然是东汉时期的铸铁遗址。这次大会战的负责人指使在夯土台基上开了5条探沟，说是要找“东周宫殿”。王恩田当即提出不同意见，但被指责为给批林批孔运动抹黑，结果被调离去搞陶瓷史，但王恩田完成了淄博瓷窑的调查，发现了窑的始烧和延续年代，填补了山东古瓷窑研究的空白。打倒“四人帮”后，王恩田仍无法及时回原单位。他无奈将最富于理想、最富于创造性的年华留在了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
王恩田的人生就这样陷入了低谷，究其原因竟是他在考古上说了真话！
王恩田很快决定下一步怎么办。那就是加强自己在古文献和出土文献方面的知识拥有，而且与国内各地新旧的考古发现联系起来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正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实际应用。对于一个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学者来说，没有机会参与田野考古发掘仅仅是失去了在最早的时间获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罢了。考古工作不仅仅是写作发掘简报和发掘报告一个方面。
从此，王恩田就开始了积跬步以至千里的“证明自己”的征程。好在他安于整日与书厮守的寂寞生活。“文革”又耽误了他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坚毅的学术追求，使他在考古研究上终于蔚成大观。
考古研究渐显大才
1976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睡虎地秦律。发掘简报判定墓葬年代为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但王恩田指出，墓内遗物有早于这个年代的。如小口陶瓮上有4字陶文“安陆市亭”的方印，就是战国时代秦国的。因为秦始皇时代的陶文和私名印陶文，均使用半通印，而不用方印。王恩田的《陶文图录》和《陶文字典》两部专著正待齐鲁书社出版，后被学界誉为“陶文这一分支学科的集大成之作。”所以他能从这一方小印章判断陶瓮的年代。也可见《陶文图录》价值的一斑。
周原岐山凤雏建筑基址的性质，发掘者在简报中持宗庙说。简报发表后，邹衡先生认为建筑基址是宫殿，又有人认为是贵族宅院。王恩田认为凤雏宗庙中的“大室”五架六间，供奉的是六位周人的先公先王。武王在庙中祭祀的正是太王至邑考等六位先公先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由此也知始建年代当是武王。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刊《文物》1981年第1期）对原简报宗庙说作了补论和新证。这篇“当仁不让于师”的论文，其后只见获得如尹盛平先生等支持的意见，而不见有反证。
最让我钦敬和感佩的是，他对河南考古所发掘的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的见解。2000年11月出版了发掘报告，《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发表了他《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一文，2006年第6期又刊出了他《鹿邑微子墓补征》一文。不少学者认为“长子”是国名，李学勤先生认为“长子”是大儿子。2000年l0月，王恩田借赴洛阳参加学术讨论会之便，专程到河南省考古所参观鹿邑大墓出土铜器。又看了即将出版的《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发掘报告校样中的拓本。证明长子口墓的“长”字确实是误释。王恩田认为大墓与西周早期分封的宋国始祖微子启有关。墓主“长子口”的“长”只能释为“微”。金文中，长、微二字都像人披长发形，区别不在头发有无折角，而在是否拄拐杖。如墙盘“文武长刺”的“长”便作拄拐杖形。微是头发的发的本字，借为微小、微妙的微。另造一个从发声的“髪”字。古称长发为髪，短发为毛。太清宫出土的圆鼎铭文“子口寻作文母日乙彝”，王恩田认为“子口寻”即微子启的孙子腯，也即《礼记·檀弓上》的“微子舍其孙腯”的“腯”。寻是本字，“腯”是借字。王恩田的考证惊动了日本学者松丸道雄先生。他专程邀王恩田一道先去郑州，后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地察看。松丸先生见到王恩田的第一句话是，看了你关于微子墓的文章简直就像是触了电似的，非常震惊。认为这是考古学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重大收获。在郑州除与松丸先生进行过了两次深入的交谈外，还接受了《每日新闻》记者荒井貌先生的采访。并参与郑州考古界同行的座谈，参观鹿邑大墓的出土文物、并实地考察鹿邑西周墓地。松丸先生一行回国后，《每日新闻》2002年11月23日，以整版篇幅醒目的标题——《日中学者联合论证殷王之兄微子墓》报道了这次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还连续刊发了松丸先生的两篇有关微子墓的文章，在日本引起了相当的轰动。
《金文编》是治商周金文的学者必备的工具书，但对其《附录》却因容庚先生未作考释而多无人问津。王恩田《〈金文编·附录〉中所见的复合族徽》一文（详《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对其中65个复合族徽作了考释。但族徽说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化，如同一件铜器上，常可看到两种或更多的族徽共存的现象。以往学者把其中一个解释为族徽，另一个或几个解释为官名或人名。王恩田把这种现象称为复合族徽，这与族的分化有关。为表明族的渊源，新氏族在署名本族族徽的同时，还注明始出族或同源诸族的族徽，于是产生了复合族徽。周法高、李孝定等编著的《金文诂林附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第三版《金文编·附录》中的存疑进行了考释，创获颇多，但仍有难以释读之字，其中就包括一些复合族徽。而王恩田此文凡有考释皆可供引用。
2013年应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之邀，王恩田赴台进行了为期10天的学术交流。期间，在该所举办的“商周考古、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益都苏埠屯亚醜族商代大墓的几点思考》的专题发言（刊《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文化论文集》，（台）史语所，2013年11月），就该墓的墓主身份进行讨论。并根据保存的当年发掘记录、草图、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凭借记忆，对尚未发表的二号大墓也有介绍。提出了萦绕他心头多年的亚丑族属及其灭国一事。并分“商周同族，周源于商”“殷墟甲骨文中的商周关系”“古文字中的西周建国史”等三个专题做了《古文字中的商周关系与西周建国史》的学术演讲。
南昌市郊的海昏侯墓轰动了海内外。国家文物局先后派出了强有力的考古专家支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导发掘和研究。2016年第7期《考古》发表了海昏侯墓的发掘简报。简报认为，M1是海昏侯墓，M2是侯夫人墓，这无疑是正确的。而M3至M9这7座墓是谁的墓，没有交代，一律称为“祔葬墓”。王恩田在《海昏侯墓园墓主考》一文（见《中国文物报》2016年9月27日第六版）中指出，《礼记·檀弓下》云：“孔子曰：卫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也，和之，善夫！”祔指合葬方式。孔子说，卫国人的合葬，是分为两个墓坑并排安葬，“离之”指不同一个墓坑。而鲁人的合葬方式，是两个棺材合葬在一个墓坑中。海昏侯墓园M1与M2两个墓坑并排安葬，这才叫祔葬墓。王恩田认为简报把M3至M9这7座墓均称祔葬墓，值得商榷。只有M7墓道朝向西边的M1，而且M7与M2的形制和面积也相同，M7当是另一位侯夫人的墓，M7与M1才可称之为祔葬墓。据《汉书·王子侯年表》，王恩田把并列的M9定为刘贺之子充国的墓。M8则是充国弟奉亲的墓。那么M7是M9与M8墓主共有的母亲的墓。刘贺其他的儿子，没能嗣位为侯者，不能葬入墓园内，只能葬在城外的贵族墓地中。
“元帝即位（前48年），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重新建立了以代宗为始祖的海昏侯国。北排M6、M5、M4，都有享堂建筑，说明这三座墓都享有后嗣奉祀的资格，身份都应是侯。王恩田指出，前排的先后次序，从M1刘贺开始，自西而东顺序排列。后排自西而东的第一座墓M6当是元帝复封为海昏侯的釐侯代宗的墓。M5应是代宗之子原侯保世的墓。M5的墓室面积虽大于M6，但M6的墓道长于M5，因此M6应是元帝复封的海昏侯釐侯代宗的墓。M4应是代宗之孙会邑的墓。M3应是会邑之子的墓。因会邑已被“免’去侯位，故会邑之子不再称侯，但他仍是会邑的合法继承人。M3目前虽有建筑遗迹，但无曲尺形享堂，说明M3不再享有后人的奉祀。简报发表两个月后，王恩田把这些墓葬的墓主解读得清清楚楚，他的这番解读实有凿空之功。
如同以上的例子举不胜举。读王恩田先生的著述，明显感到他博览群书，淹贯古文献和出土文献以及考古新旧的发现，始终贯彻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显示其高度的贯通能力。读他的文章总有一种默然心服的感受。正因为早年的刻苦、勤奋、潜心钻研和之后持之以恒的经年积累，才有今天的厚积薄发，硕果累累。当然，他也深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学问再多，就越知道惶恐，从来不敢坐大。
事功与操守，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面对的问题。成其一端者大有人在，二者兼有者则如同凤毛麟角。并非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值得尊敬，除非他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成长过程，让成功成为成长的必然结果——这才是通往成功的最正确的道路。
为了献身社会、献身我国的考古事业，即使一度被迫害，他也没有放弃考古研究；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有不少人“下海”，他仍没有为了金钱而放弃考古事业。其实考古研究是个难以取得惊人的成绩而又清贫的行业……为什么王恩田不离不弃？因为他太热爱考古研究了！他认定，这就是自己一生献身社会的根本所在。
王恩田先生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界富有自身个性特征而又不可多得的考古学家。在许多考古问题上，显示了他的卓异才能。中国考古学界太需要更多这样的考古学家！
他已出版的专著有：《齐鲁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陶文图录》，（齐鲁书社，2006年），《陶文字典》，（齐鲁书社，2007年），《商周铜器与金文辑考》，（文物出版社，2017年），另外，商务印书馆将出版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
我刚写完这篇专访，惊闻王恩田先生突然病逝。虽然夕阳无限好，可是“好”的时间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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