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杨六斤

    14岁的广西农村少年杨六斤命苦：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随后母亲带着弟弟改嫁，把他留给了爷爷奶奶；12岁时两位老人又相继过世，此时已有两个幼子的堂哥杨取林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同住。由于要供三个孩子上学，本就贫困的杨取林夫妻只能外出打工，自己的两个孩子交给岳母，而堂弟杨六斤就此开始一个人的生活。

    对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命运一步一步逼得实在太紧，把亲人一个一个从他身边夺走，迫使他一次一次地迁徙。少年的身体本就无力，命运偏偏又让他在无力之年反复经受生离死别、家破人亡、颠沛流离。随着堂哥一家的离去，杨六斤已经到了命运的谷底，没法再坏了，也就可以安定下来了。虽说极度孤单，但动荡总算结束了。这个少年最需要的，恐怕是用时间来慢慢缝补心里的千疮百孔。

    也许上天意识到对这个孩子实在是太狠了些，于是，决定补偿。

    广西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第一书记》，每一期节目都会介绍一个在贫困村里挂职的扶贫书记怎样千方百计把外部资金和项目引进大山，用技术改变贫困。2014年5月底那期节目，命运安排杨六斤进入了电视节目，编导用几分钟的时间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详细地展示了杨六斤一个人生活的艰辛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他的乐观向上。编导希望用这个励志的故事吸引项目和投资到村子里去，并能适当地资助一下片中的这个小男孩。

    接下去，奇迹发生了。不知道是哪个人把杨六斤的故事从节目中提取了出来，制作成了一条微信，取名为“八亿人看后都哭了”。这个内容通过微信的平台以不可估测的速度迅速传播着，孩子孤苦伶仃一个人挖野菜、抓小鱼勉强维生，却仍然灿烂纯净的笑脸拨弄着人们的神经，刺激着人们的同情心，让人觉得一定得帮这个孩子做点什么良心上才过得去。马上，深圳一家学校把孩子接了去，希望他能在那里尝试开始新的学业和生活。与此同时，在节目播出以后两周的时间内，节目组为他开立的账户上已经有了超过500万的直接捐款。

    巨大的变化又一次降临，杨六斤刚刚平静下来的生活又掀起了波澜。但与以往一次次的失去不同，这一次，是给予。

    杨六斤家住在非常偏僻的广西西北角落。从南宁出发，坐5个小时的汽车到百色隆林县，之后换上越野车开两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到德峨镇，再用上越野车的四轮驱动功能爬半个小时崎岖颠簸的碎石山路，就到了他家。此前的14年，他没有离开过这座山。别说深圳，连距离不远的百色市都没有去过。现在他一下子被接到了这样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这个大山里的孩子睁大眼睛近乎贪婪地尽情地看着、体验着，眼前的一切在梦里都没出现过。

    当杨六斤在深圳的学校里穿上漂亮校服开始新体验的时候，各路媒体哪里能放过这个好故事，早已闻风而动，长枪短炮蜂拥而至。几乎每天，杨六斤都被媒体包围着，在网上可以了解到他的很多信息。

    媒体的连篇累牍报道、捐款的纷至沓来涌入，短短两周时间，几乎被命运抛弃的孤儿杨六斤成了宠儿。

    孤儿也好，宠儿也好，杨六斤还是那个杨六斤，只不过是杨六斤在别人眼里的位置不一样了。于是每一个应该跟孤儿杨六斤有关系的相关方陆续出现了。

    在深圳学校待了两周后，杨六斤的堂兄杨取林、村完小的校长、镇政府的副镇长一同来到深圳，接杨六斤回去，因为他的学籍在老家，没打招呼就走也不参加期末考试的话，没法升级。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也许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他们来深圳至少道理上是说得通的，因为杨六斤没有办理转学手续，他的确是应该回去参加期末考试。

    但是，镇政府此时出现真是画蛇添足。孩子这么多年艰苦生活不见镇政府身影，怎么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你出现了？你此行为什么去深圳？角色是什么，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接他回去？甚至再苛刻点，你去深圳花的是自己的钱还是公家的钱？当几乎所有不相干的人都能表达爱心的时候，镇政府的确被参照出平日做得不到位。

    镇政府一向的缺位而此时的出现使得深圳学校的义工深具怀疑挺身而出，决定帮助杨六斤留下，于是双方就形成了一种客观上的对峙：一方要接走，一方不让接走。义工站在自己的角度看，的确不想让这个苦孩子再回去，是好心。老家学校的校长、镇长想接他回去，也是好意。此时，真正的主体杨六斤已经成为一个被争夺的对象，被置于一个怎么都不是的境地。双方都单独找到杨六斤谈话，希望他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做，并且都一再重点突出，“这是为你好”。农村少年杨六斤，常年处在没人关心的状态，突然出现了两大势力在高调“示爱”：一方是家里的“大官”，一方是带给自己这么多好东西的学校。哪个的话能不听呢？

    在争夺的过程中，双方考虑过杨六斤心里的担惊受怕吗？做父母的人应该知道，孩子最怕的是父母吵架带来的家里紧张的气氛。但是，双方都没有从这个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在媒体的记录下，学校义工那些激动且过度的留人之举让人看到这所学校也许并不是杨六斤的归宿，他们在接杨六斤过来时也许并没有想好以后怎样，也许仅仅跟大家一样，是爱心涌动的一时兴起。而且到了深圳，杨六斤仍然是一个孤儿，怎样安排他的除了学习以外的生活，怎样给他一个家庭的温暖，没见提及和计划。如果这个大问题没解决，在深圳上学和在老家上学没有本质的区别，老家的学校最起码还省下了日后的乡愁。虽然都说孩子回去考试完了以后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回到深圳学校，但结果已经摆在那里了，从长计议，深圳学校并不适合杨六斤。

    这个选择是理性的。可是这个选择对杨六斤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山里的孩子，突然被带到花花世界，一下子塞给他对比反差极大的生活学习条件，然后告诉他你自己选择，走还是留。他能选择走吗？他吃了那么多苦，过了那么多年艰难的日子，怎么可能经得起这样的选择呢？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一个孩子从没有吃过糖，路过的大人看了觉得心里过不去就赶紧给了他一块，孩子吃了，品尝到了糖的甜。可大人想过没有，你是只给一次还是永远能给？如果不能永远给下去，就不要随意地施舍孩子糖，因为他吃过甜就会比较出苦，就会对甜继续有所期待，而此时大人说我没想好能不能给下去，先给一次再说嘛。这不是爱，不是善心，是耍弄，是伤害。

    太随意地给予，又太轻易地拿走，谁都没什么损失，除了杨六斤。经过短暂的深圳学习后，事实残酷地摆在那里，刚才那一切只是一场梦。

    杨六斤回来了。

    在外人眼里，杨六斤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杨六斤，现在的杨六斤身家五百万。

    钱这个东西，具有一种极其神秘莫测的力量。它能帮人解困于水火，而它自己就是万丈深渊；它能黏合人的距离，而它自己又天生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属性。人如果穷，会让人看不起，而有了钱，又会让人羡慕嫉妒恨。在贫苦的人眼里，钱几乎就是一切。山东农村有句民谚：有钱人坐上席，没钱你就是下流胚。钱，还是照妖镜，尤其是一大笔钱从天而降，人心在它面前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当孤儿杨六斤突然拥有了名下的巨款，远的近的，亲的疏的，各方逐一登场了。

    先是堂哥堂嫂从打工的梧州回到了家。杨六斤的实际监护人是他，因为在杨六斤孤苦无援时是他接纳了他。按理说，巨款是应该由他保存的。可是法律上并不承认他是合法的监护人，杨六斤的母亲尚在，法律上应该是她，而她恰恰又实际上断绝了与儿子的一切往来，这钱给她保存支配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巨款现在在杨取林手上，他也意识到这是炸弹，所以至今没敢动。他说他不再准备去梧州打工，因为杨六斤需要陪伴，需要他。这话如果在没有500万的时候说，那就是情义；可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已经是巨款在手，即便是真的真诚听起来也虚伪。当被问到不出去怎么维持生计，杨取林坦然地说：“那捐款是给六斤的，有了那笔钱六斤上学就不用愁了，我也不用外出打工了。”因果关系是说得通的，可怎么听着就觉得里面有机巧。问到以后怎么用这笔钱，他摇头说没想好。看，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在被500万影响着支配着：我们怎么知道堂哥杨取林说这番话不真诚呢？

    我看着他们居住的这个叫“家”的屋子：泥土和草混合的建筑材料搭出一个房子的形状，里面摆放着人活着所需要的最起码的东西：简陋的灶台，对付出来的一张桌子，两张堆着破烂床上用品的床，脏得心惊肉跳的阁楼，沾满了常年居住累积出的油腻。屋外下着大雨，屋里就下着小雨，光线非常暗，散发出霉臭的气味。这就是杨六斤和堂哥一家的家，但是更像一个动物的洞穴。动用巨款盖新房是应该的，可是用爱心款项盖房又名不正言不顺。

    堂哥话音刚落，杨六斤的母亲那里也发出了声音，她的丈夫说：“我们当时也是想把六斤接过来一起过的，只是他堂哥先接去了。”言外之意谁都听得到，让人不得不感慨贫穷真会放大人性的丑陋。

    村里的邻居也坐不住了。对外来的记者抱怨着电视片里的不公之处：“杨六斤吃的野菜我们的孩子也吃啊，杨六斤抓的小鱼哪家的孩子没抓过？我们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哦。”情绪中也不乏羡慕和怨气：“凭什么他一上电视就平白得了那么多钱？凭什么我们跟他差不多就一分都没有？”

    杨六斤的巨款瞬间传遍了整个乡镇，人们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都在琢磨。

    500万的吸引力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媒体更不能就此罢休，大家跟着杨六斤回到老家，雨点般密集的采访包围着这个孩子。他一遍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一遍一遍地被从教室里拉出来，杨六斤终于爆发了，他用的是弱者的反抗方式——躲。

    当我去采访他时，他已经开始使用自己的方式抵抗了。

    先是平等地交流：“嗨，小伙子你好，今天考试考得好吗？”应答是腼腆地一笑一低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还是抬头笑一下，再低头，左手抠着右手，仿佛能抠出一个逃走的洞。“是烦了吗？”抬头，看看我，又低头抠手，“是太烦了。”他还没有变声，所以声音还是细弱的、女性化的，甚至还带点奶声奶气。用这样的声音说出这样一句话，我心里一震，我们是在伤害这个孩子，是在利用他没有父母亲人能保护他、为他抵挡他不愿意做的事。“能跟我说说吗？”摇头，还是保持着礼貌的笑，“为什么？”“不知道。”自此，我所有的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问，套近乎的、讲道理的、居高临下的，甚至威胁的，他都是这一个回答，“不知道”。这是这个孩子唯一的武器了。我只能放弃。

    杨六斤曾经是一个不幸的少年，因为命运从他那里拿走了太多：眼见着一个个的亲人离他而去，不得不经历一次次的生离死别、颠沛流离，这远非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所能承受的；但是现在命运给他的补偿也太多太突然，他又似乎变得如此幸运——这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在一夜之间拥有500万的爱心捐款呢？

    但是这笔巨款真的能让幸运的他幸福吗？众人爱心汇聚而成的巨资，由谁花、由谁监督着花、怎么科学地花，直接决定着杨六斤的未来，而之所以大家都这样密切地关注，恰恰在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这样一个成熟而稳妥的机制做保障。

    杨六斤早早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愿这笔钱能护佑他的成长，给他一份稳定、可预期的关怀和爱。

    （本文摘自《懂得》，董倩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