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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本业已完成了的书，而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在初稿已经大致写出的情况下，马克思直到去世最终也没有完成这一著述的整理和定稿工作！这种情况该怎么解释呢？是时间太短显得过于仓促而来不及做完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865年前《资本论》三卷四册的大部分初稿基本写出，1865－1867年间马克思从中整理出第一卷，而从1867年9月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到他1883年3月去世，时间跨度几近16年！是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不佳耽误了工作吗？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几年，更是多种疾病缠身，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却又看到另一种相反的现象：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写作量非常庞大，举凡著作手稿、摘录笔记、工人组织的文件、大量书信等等，真可以说是卷帙浩繁，而且视界极为宽广，涉及乃至开拓了很多他以前很少触及的领域和议题。此外，其他方面的说法，诸如梅林认为是因马克思晚年生命处于“慢性死亡状态”而导致思维能力下降、近来网上有文议论是“马克思低估了自己习惯性的严重的拖延症”等等，都是解释不通的无征之论。
这样，我们就只能到1867－1883年间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活动乃至生活状态中去寻求答案了。留存下来大量的文献表明，这一阶段他的工作和思想发展呈现出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至少有五条线索交错进行。
一、围绕《资本论》而展开的工作
这包括第一卷多种版本的修订，第二、三卷断断续续的写作和新的文献的发掘、补充，以及鉴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世界出现的新变化引发的思考所导致的整理工作停顿。
1867年9月，着重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马克思就不让重印这一版本了，而是立即开始了修改工作。1872年7月，马克思推出了该卷的德文第二版第一分册，并于次年5月在出版商的催促下以一卷本的方式完整推出该版本。此前他还与《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俄文版的数个翻译者之间进行了多年通信和交流，应约补写了大量注释和重写了部分章节，并发表了很多重要意见。马克思更是花比较大的精力加工、改写并参与翻译了法文版，使其于1872－1875年间以9辑44个分册的形式陆续推出。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这些修改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更涉及该卷布局谋篇的调整（如恩格斯、库格曼等在审阅德文第一版校样后提出的章节、标题划分和“外部结构”等问题）、表述方式的重新处理（如阐发“价值形式”部分的过分“黑格尔化”特征）和新的内容的补充，更有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所涉及的其他方面的反复探究和对既有论断的审慎态度。用马克思评论法文版的话说，这些不同的版本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仅就章节安排和结构、内容上的差别而言，迄今为止，绝大多数语种的翻译和研究者的阐释都是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于1890年整理、出版的德文第四版为底本，但实际上德文第一版只有6章，而德文第二版修正为7篇25章，法文版扩展为8篇33章，而恩格斯修订的德文第四版则确定为7篇25章。
按照马克思此前业已确定的框架，《资本论》第二卷探讨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从1863年下半年开始到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马克思先后为第二卷写过8个手稿，其中两个涉及全书的完整内容，6个是个别章节或片断的修改稿，此外还有许多较短的计划稿和零星观点的札记也属于第二卷的内容。8个手稿中只有第一手稿写于1864年下半年至1865年春天，是其制定“资本流通理论”并进行完整地叙述的尝试，而其他7个手稿都写于1867年之后，最后一个手稿写于1880-1881年间，是把第二卷第1篇整理付印的誊清稿。此外，在现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档案馆中还藏有恩格斯整理第二卷时没有利用过的另外5个手稿，写于1868－1877年（关于这方面具体的情况参看拙著《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6页）。这些文稿“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这些为后人的整理增添了很多困难。
《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为这部巨著撰写的“理论部分的终结”，具体来说，探讨的是资本生产的“总过程和各种形式”。对这部分内容的思考和写作也贯穿了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著述的大部分历程，“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的第3篇《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1861－1863年手稿”中的《Ⅲ、资本和利润》都属于该卷的内容，只是大约从1864年夏末到1865年底马克思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这一卷的写作上，完成了涉及该卷重要内容的一个初稿。根据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GA2)已经出版的部分提供的材料，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为第三卷做了如下工作：1867年6、9、10月和1868年春撰写了第1章的四个草稿；1867年4－5月、10－11月、1868年秋冬、1871年2－3月、1873年底至1874年初、1875年10－11月、1877年3月至1882年底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札记，等等。这些涉及第三卷内容的手稿更具“草稿”性质，有的“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其轮廓来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这使恩格斯整理起来更费踌躇。
在对《资本论》三卷手稿进行修改的同时，马克思开始深入到对《资本论》理论结构的再反思。我们知道，到1867年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框架已经形成一个确定的构想，即“三卷四册”结构。这是他从1843年开始殚精竭虑探索的结果，经过了由两卷本著作－三本书计划－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两大部分直至三卷四册结构的曲折变迁（详细的情况参阅拙文《〈资本论〉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当代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其修正为四卷内容（即“理论部分”与“理论史部分”并列，前者三卷，后者一卷）。但认真梳理这种序列变化及其每一环节所关涉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就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考察”来说，“六册计划”涉及的内容最完备、逻辑上（“顺序”）也顺畅，即包括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后来鉴于《资本论》内容的纷杂和叙述上的困难，马克思决定按照“1861－1863年手稿”所确定的以“资本一般”的视角和方法着重探讨“六册计划”中的第一个内容——“资本”，即以“生产”“流通”及“总过程和各种形式”来勾勒资本运行的逻辑，这确实使讨论更为集中而深入，但很显然这样处理也大大缩减了对象和论域。所以，我认为，即使在框架已然确定的情况下，善于自我反省的马克思对此也不是没有困扰的：具体说来，虽然可以改变乃至放弃“六册计划”的写作，但它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却是不可能放弃和回避的，那么这些内容究竟该如何处理？是在现有框架所涉及的议题讨论、写作完成之后再专门进行探讨，还是要把它们插入三卷的论述和分析之中？
大量文献表明，1867年之后的马克思显然对其他各册内容也是非常关注的，他花费很多时间研究各国的土地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的变迁，翻阅大量官方“蓝皮书”“征税委员会报告”“省农民事务厅意见汇编”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文献，研究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发展、财政状况和财政政策、价格波动、货币、信贷学说和货币流通史等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摘录、笔记和（阅读过的书目边页上中的）批注”数量极为庞大，专门刊登这些文献的MEGA2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启动时，原计划总规模为163卷，其中这部分内容接近70卷，1991年后调整了出版计划，全书最终缩减为114卷，而剔除的部分主要就是这一类文献。在今年5月马克思1857－1858年“危机笔记”出版后，剩余的部分绝大部分都是这一阶段的笔记，当它们全部刊出的时候，我们将从中领略到马克思关于“六册计划”所关涉的内容更多的思考和处理。
如果说以上涉及的还只是理论思考和写作的问题，那么更为重要的一点，造成马克思某种程度上的“忧虑”是70年代之后资本世界的出现的新变化超出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某些判断和第二、三卷内容的原有设计。诚如1879年4月他在致函丹尼尔逊解释延期出版第二卷的理由时所言，虽然承认这种情况是“现行的制度”的“严厉”所致，“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和“气愤”，但最重要的在于，“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因为“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如此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鉴于以往《资本论》内容的设计是以英国为典型进行资料搜集、逻辑分析和理论判断的，因此，马克思感到“必须注意目前事件的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来，特别在长期关注的西欧之外，“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以上的梳理表明，鉴于马克思晚年没有整理、出版《资本论》定稿而断言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著述写作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可以认为，围绕《资本论》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及伴随期间对理论和现实状况的进一步思考，确实延缓了马克思写作的进程和成果的完整呈现。
二、西欧工人运动的参与及波折
1867年后，马克思很重要的一项活动是参与和思考西欧工人运动，这包括受托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发表对“巴黎公社”事件的评论以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复杂关系的变迁。
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后称“第一国际”）是于1864年建立的世界性工人组织，马克思并不是其具体操持者和领导人，但他受托起草了《成立宣言》、《临时章程》、总委员会总结和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重要文件，并在1865－1869年召开的多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将这段经历视为马克思“最杰出的成就”，甚至做过这样的比喻——“摩尔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为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但认真梳理这段历史，再看一下他详尽的年谱，就会发现，马克思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并不像后来列宁之于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之于中国革命。1867年后他参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是与《资本论》及其他著述的写作、其他领域的探索交错进行的，即是说，这一组织的工作并不是他的“全职”，甚至毋宁说他始终处于一种“业余”状态。同一时期，他还担负着多项其他工作和繁重的写作任务；即便在这一方面，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也只是指导者、建议者、预见者、评判者和反思者，而不是实施者、执行者、决策者、行动者和总结者。做出这样的判断绝不会降低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呈现一种事实，同时更是为了客观地估量这一工作与他当时更挂心的《资本论》写作之间的关系。
研读这一时期马克思起草的文献，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在理论意旨与实际行动之间、战略目标与具体策略之间、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现实条件和可能之间所做出的权衡、坚守和变通，其中不乏矛盾、困惑和错位。国际工人协会是鉴于资产阶级国际联合的趋势和各个国家出现的程度不同的民主化浪潮而成立的，旨在通过建立更为强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来反抗资产阶级。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史无前例的”“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形成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工人群众的贫困”并“没有减轻”；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考虑到不同国家工人队伍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必然会造成世界范围内合作的复杂性，于是马克思采用了“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式，要求尽可能“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而“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此外，马克思特别看重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指望将来通过各国各派工人的思想交流和讨论，形成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理论纲领。这说明，马克思在实践与理论、原则与策略之间的思考和处理上态度是审慎的，而不是极端化的。
较之于国际工人协会成员的“纯粹性”，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事件则要复杂得多。就实际进程看，它不是源于国际间的联合，而是基于法国与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其中显现的并不只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混杂着皇权帝国（拿破仑三世）与共和体制（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国家统一与地方自治等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较量，搀和着激进主义、改良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不同的方向和因素。马克思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作了客观的估量和精深的分析。很显然，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同时马克思也看到，公社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确实“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即作为一种地方自治的组织形式，摆脱帝国的直接统治，在地方层面采用直接民主的组织原则，以体现现代共和制的精神；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原则的代议民主制，不再是由专业化的官员来治理公共事务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作为旧制度的超越形式，打碎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确立现代共和制的基本原则：普选制和“向下负责”制。所以马克思指出，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它是“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
如果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是出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的考虑，那么，在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新的历史境遇表明，工人运动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工人政党，这样，国际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相反，它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一种桎梏，所以必须让其退到后台而过渡到新的组织形式。马克思看到了这一趋势，在他的建议下，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
这期间更复杂而耐人寻味的，还有马克思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早在1863年，拉萨尔就在莱比锡创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次年其决斗身亡后，这一派别的活动更趋活跃。1869年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爱森纳赫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德国工人运动中另一个重要政党，两派之间并驾齐驱又相互较劲。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两个政党也开始谋求合并。李卜克内西主持起草了合并纲领，并于1875年2月在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史称“哥达纲领”。对此，马克思的态度是，一方面认为通过合并改变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状态是必要的，对工人阶级有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合并要有原则，而目前的纲领草案是一个“极其糟糕、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主要是其中拉萨尔主义的东西太多了。为此马克思于4月底至5月初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批注》，逐条辨析了一系列观点，后来被通称为《哥达纲领批判》。必须指出的是，其中有些观点与《资本论》是密切相关的。诸如，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如土地、矿山等也是财富源泉，劳动只有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工具的条件下进行，才能创造出财富；“公平”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各阶级都认可的“公平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将利润、工资看做是“公平的”分配，而这些对工人阶级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分配，因为资本家占有的利润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既然“公平的分配”是不存在的，那么“平等的权力”也就难以得到维护；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比他自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来，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那个超过工资的更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原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力迅速发展但发展还不够充分，只能实行按劳分配，而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大差别最终消除，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的分析确实击中了要害，为了达成合并的目的，爱森纳赫派的让步和妥协使《哥达纲领》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个“理论拼盘”。但现在看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与马克思之间的分歧其实只在于其出发点和策略上的不同，前者的目标是政治上的统一，以适应当时德国的政治环境和工人运动现实发展的要求，而马克思则追求理论上的纯洁性。而且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这种差别的界域也是很了然于胸的，以至于他的态度和行为并不完全一致：他决绝地表达了批评意见，但却不让公开发表这份文献。不管怎样，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在修订后的《哥达纲领》中得到了体现，当然，拉萨尔的思想依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许可以这么认为，这种不同观点的表达，恰恰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宽容性和多元化的历史传统的一种体现。
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提供的资料表明，由于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马克思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不再专注于政治活动和工人运动，而是致力于历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我深信，马克思花费了时间、精力甚至情感所投入的这段经历，对于他没有完成《资本论》肯定是有影响的。
三、资本主义“史前史”的求解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用单一的学科门类和表述方式来界定《资本论》的所属，它既是经济学作品，也是哲学和社会学论著；既着重于原理阐发，也处处显示出史的铺陈和论证。在原来“六册计划”的构想中，“土地所有制”是排在“资本”之后紧接着要探究的内容，在按照“资本一般”形成新的写作结构之后，马克思实际上并未忘却这样的安排。
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他开始集中关注土地所有制问题，与其保持频繁学术交往的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于1879年出版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马克思立即对该书进行了详细地摘录和评论；之后，在科瓦列夫斯基的引介下，马克思又接触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一书，并对书中的重要观点进行了摘录，写下98页摘录、106条批注，其中既有马克思自己的概括，也有对摩尔根主要观点的进一步阐述，马克思还批评并修正了摩尔根的部分观点、调整并改造了全书的结构；接着，马克思又运用改造过的摩尔根学说摘录批评了约翰·巴德·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和约翰·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著作。这些内容后来被称为“人类学笔记”。其实，它们只是劳伦斯·克拉德于1972年从马克思晚年留下来的约八开笔记本30000页中选择了208页编成的，就是说，只占马克思摘录、笔记中很小的部分。
在此前后，马克思还利用施洛塞尔18卷本的《世界史》、博塔《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材料，按照编年顺序摘录了从公元前91年到1648年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写下了篇幅巨大的“历史学笔记”，主要涉及罗马帝国初期奴隶制渐次衰落到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城市势力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制度动摇、西欧近百年的发展史以及在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矛盾冲突、“三十年战争”对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影响等主题。
在《资本论》的整理、写作颇为紧张和困难、晚年身体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拓展这样新的领域和撰写如此大容量的笔记，意欲何为呢？我们看到，两部笔记，特别是“历史学笔记”多是史料摘录和事件罗列，马克思本人的用意和思想并没有充分而明确地表达出来。但不难看出，在对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结构和境况分析遇阻的情况下，马克思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史前史的溯源和探究中，尝试从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不同国家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寻求索解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
我们知道，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非常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资本论》第一卷基本上就是以此为准则借助英国的典型案例来阐释和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的。但随着晚年视野的拓展，马克思注意到，即使仅从英国的情况来看，15世纪以前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并不单纯是经济活动，绝对王权、重商主义、圈地运动等历史事件已经折射出资本主义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
即使是有关经济因素，马克思晚年的突破还在于，他注意到英国之外其他更多国家在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过程中例外的情形。“历史学笔记”第一册中马克思对罗马帝国、意大利历史的详细梳理表明，罗马的城市繁荣和商业发展没有催生资本主义，被剥夺了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没有变成雇佣工人，意大利农奴制瓦解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确立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统治地位。这促使马克思进一步反思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发展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积累？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由劳动力？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会再度被小农生产方式吞噬？等等。此外，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第三册中特别考察了新航路开辟、殖民掠夺、世界市场形成等历史事件，这对于从经济层面讨论资本主义产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展是一项重大的视域拓展。
对于西欧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宗教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过去由于脱离具体文本语境而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做的抽象阐释及其流行，马克思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反宗教斗士的形象被无限地夸大了。实际上他的思想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至为复杂，在晚年笔记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宗教问题是贯穿“历史学笔记”四册内容的一大重点，第一册笔记中的九次十字军东征，第二册笔记中的比萨宗教会议、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巴塞尔宗教会议、胡斯战争，第三册笔记中的路德宗教改革、闵采尔农民战争，第四册笔记中围绕宗教分歧展开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等等都是基督教史和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这些摘录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塑造欧洲历史，进而是理解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视角。宗教在欧洲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思想统一性，而它的现代转换促成了欧洲社会观念的整体变迁——一种以物质财富或资本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原则快速而有力地击碎了传统社会，从而开启了欧洲的现代化历程。
我们看到，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对那些复杂材料的梳理不是把历史发展看成某种抽象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公式的运用，不是对以往成型的重要观点和“经典表述”的再度重申和举例验证，而是以大量实证材料探究了各个国家在资本主义起源、演变过程中“经济—政治—宗教”具体状况所导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促成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重新思考和突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作为《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著述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的反省、深化和重构。
四、对俄国社会未来走向的设想
在求解资本主义史前史的同时，马克思在1867－1883年间还把视野扩展到西欧之外的东方，特别是俄国。他既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也思考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前景。以往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主要以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他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也无不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对它的否定为前提，现在一个村社制度刚刚解体、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充分发展的东方大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了在他的面前。
前文说过，《资本论》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版，1872年4月出版之后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极受欢迎”，对于俄国革命者和有识之士思考土地问题、农村公社的状况及其前景这些“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党所注意”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1881年2月16日，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指出：“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为此，查苏利奇提出：“如果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那么，这将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帮助。”她期待马克思写出一篇较长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实在不行写一封信来回答其提出的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一个社会规律论者，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历史发展呈现出一个不同形态“建构－更迭－再建构－再更迭……”渐次上升的运动过程，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统一性。然而，马克思之规律论又是一个“弱”规律论，而不是“强”规律论，因为深得辩证法精髓的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社会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系统”，社会发展中“现实的人”具有主体作用，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得以显现，社会规律具有“似”（“相似”而“不是”）自然规律的特征。我理解，“查苏利奇之问”的核心要义就在于触及到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与“不可跨越”的难题。
在撰写给查苏利奇的回信时，马克思详细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和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很明显，与西欧相比，俄国是一个庞大而又落后的东方帝国，也是世界上唯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和土地公有制的国家。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877年爆发的俄土战争使国内外各种社会冲突空前激化。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这也意味着在社会运动中“跨越”发展是可能的。
但是，关键之点还在于，为了将俄国的村社土地公有制提高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水平，还需要有一系列具体条件：其一，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当在社会制度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同时，必须在生产上吸取同时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以充实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其二，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帮助公社复兴。特别是在俄国公社面临巨大的灾难，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受到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明显威胁时，“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其三，必须有俄国内部自我改革和革命，否则就只能听凭它无可挽救地死亡下去。其四，必须有欧洲革命的引发和支持。光指望俄国内部条件，革命难以发生，而没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就将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把希望寄托于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相互引发和推动。很明显，不具备这些条件甚至这些条件不充分，社会发展中的“跨越”或者不可能实现，或者也会削弱其成果，这些条件是“不可跨越”的。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上述思考还只是一些原则和构想，并不是很成熟的看法和明确的意见。他接到查苏利奇的回信后，很费踌躇，先后写了四个草稿，前三个草稿都很长，而正式发出的复信却非常之短。他反省说，以往“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这些话真实地透露出他的纠结。这也表明，马克思晚年并不存在一个研究重点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更不可能形成一个与《资本论》所建构的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东方社会理论”。虽然他从1870年代开始大量接触俄国文献、与俄国学者和革命家交往，还自学了俄语并且编写过《我藏书中的俄文书目》，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研究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的起源，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和分析仍不能与对西方情况的熟悉相提并论。
所以，我们必须客观而审慎地看待马克思在1867—1883年间关于东方社会的思考，并将这一思想、活动与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之间进行合理的比较与勾连。
五、“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交错进行上述多样活动和思考的同时，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觉地思考了其学说未来的命运。在当时，更为年轻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成长起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至少在表面上都尊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给予了形形色色的阐释、传播和发挥，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渐次扩大。但马克思是一个异常清醒的思想家，他一方面欣慰于自己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后继有人，悉心地予以支持、帮助和指导；但另一方面，敏锐地觉察出自己的思想、苦心在当时已经不能被忠实理解和准确转换，而是出现了很多误读、偏差和曲解，为此他很焦虑，频频发出沉郁的慨叹：“toutce quejesaisc’est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该如何理解呢？谨根据我所掌握的文献特做如下的分析，即马克思提醒后继者不能把他的学说理解和演变为——
作为“超历史”的“万能钥匙”的马克思主义。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接着就举了《资本论》中的几处论述来详加分析，指出他的学说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流传下来非常明确地披露马克思上述慨叹的文献来自恩格斯1890年的几封书信。在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他指出，马克思特别反感把“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只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依赖于物质存在的条件”而“排斥思想领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使“唯物主义”这个词成为“只是一个套语”，“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在8月27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再次痛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设想“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
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围绕合并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而且两派之间都声称其主张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但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出，他的学说有被利用的危险，1878年，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威廉·白拉克等人的信中，他说自己不担心身后其思想被湮没，而是要特别警惕他的学说以后会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哲学”，认为那样会“窒息精神创造的本质”，并且举例说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衰落的。
垄断思想解释权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针对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展开的纷争，马克思还发出这样的痛心之语：“你们应该明白：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而这种精神正是他毕生研究和生活的灵魂之所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有特殊考量和具体语境，所以也不能无限地延伸、引用和肆意发挥，但他生前对将其理论和方法做简单化、极端化、“顶峰论”的理解的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并且所做出的严厉批评，真正显示了他的高瞻远瞩，确实发人深省。
1867－1883年间马克思众多的社会活动和驳杂的思想图景，透露了身患多种疾病、并且被视为“处于慢性死亡状态”的他反而较以往具有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清醒的自我反省和深入的现实考量。从思想史研究角度看，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继承早年思想逻辑（特别是《资本论》对现代社会理解）的基础上，更加突显了他与20世纪东西方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运演）具有多元、复杂而深刻的关联。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对这一阶段文献的整体把握和具体文本细节的解读，造成了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乃至误读。回到马克思的原始著述中探寻《资本论》没有定稿的原因，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丰富性，也有助于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探索它在21世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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