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作家耶斯佩尔·黄嵩首次著书讲述传奇家史

    大书

    四十六岁的丹麦作家耶斯佩尔·黄嵩（JesperWungSung，非音译）刚刚推出了五百六十页的小说新作，首次回忆源自中国的传奇家史。

    惊世骇俗的爱情

    《另一枝》（Enandengren）9月1日由驽骍难得出版社出版，并以登上《政治报》图书版最新一期的封面为标志，在丹麦媒体上收获广泛好评。不出意外的是，在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回潮的今天，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也屡获强调。

    1902年，留着长辫子的十九岁中国青年辛黄嵩坐上轮船，从伦敦出发，漂洋两日，抵达哥本哈根，进入城中著名的蒂沃利游乐园，在“中华村”做人种展的活展品。村里颇有几处江南风格的园林。“快来呀，看看我们夏天的黄种朋友！”观众中间有位工人阶级女青年，芳名英厄堡·丹尼尔森，在面包房做工，此时隔着栏杆，热烈地爱上了辛，特别是他那双修长、纤细的美手。她百折不挠，不顾社会的偏见、生计的穷苦和世人的羞辱，冲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与他做了终生的夫妻。

    在二十世纪初蒂沃利的“民族大观园”里，展品毕竟只是展品，观众无非隔着栏杆看个热闹，但一俟展览结束，到了园外，一个穿长袍、留辫子的中国人走上哥本哈根的街头，便足以令人侧目，身边再跟着一个洋女人，当然更要口水漫天。英厄堡和辛生了孩子，被视作娼妇，不仅成了家族的耻辱，更因为执意嫁给滞留不归的中国人，而失去了丹麦公民的身份。“你丈夫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而他什么都不是。”一个官员告诉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你男人猪狗不如。这样也拦不住刚烈的英厄堡，有什么呀，不就是此生不做丹麦人吗？她一口啐在地上：“我在哪儿签字？”

    多么可怕的偏见

    耶斯佩尔·黄嵩在叙事时交替使用了辛和英厄堡的视角。中国人在丹麦人眼中也许是天外来客，但在中国人看来，丹麦人与猪无异，他们不仅天生粉红的面皮，丹麦话说起来也是一通咕噜。

    辛和英厄堡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也许只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各自家庭和所属社会的异类，渴望着新的生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做妻子的英厄堡。她爱得热烈，也更强势，带孩子，做家务，保护男人，里里外外一把手。丈夫瘦小，柔弱，干不了重活，不会说丹麦话，又不幸患有严重的赌博成瘾症，这一切英厄堡都忍了，就连丈夫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她也毫不犹豫地接过来，视同己出。当然，辛并非一无是处。在小说里，他也有好品质，足以让英厄堡付出的爱令人信服。他是个深情的丈夫，也是个拥有无限耐心的父亲。即使面对最恶毒的侮辱，他也能保持心态的平衡。

    英厄堡和辛一生劳苦。强行结合之后，家乡已无他们的立足之地，两口子成了社会的弃儿，在寒冷的后院、地下室和阁楼里与老鼠和饥饿为伴，被迫多次为了生计而迁居，从哥本哈根到腓特烈港，又从柏林回到丹麦首都。辛断绝了和老家的联系，再未回过中国，但一度在柏林开了自己的饭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排外主义狂潮终止了一切。在他遇到的无始无终的偏见面前，饭馆老板这个小小的身份是多么微不足道！一直到死，他都没有被接纳为社会的一员；一直到死，辛黄嵩都是个无根的中国佬。

    故事的结局既不是皆大欢喜，也谈不上悲剧，而是真实的生活：活着。由于不适应丹麦阴冷的气候，体弱多病的辛在1926年就早早地去世了。而直到1942年，英厄堡才恢复了国籍，经过反复查证，负责上户口的警察认为她操一口“纯正的丹麦语”。

    “那还用说。”耶斯佩尔·黄嵩告诉丹麦电视二台。

    我们和他们的世界

    辛把明显（尽管一代比一代淡）的东方特征和一个奇怪的姓氏留给了丹麦的子孙，让他们继续忍受或多或少的社会偏见。耶斯佩尔·黄嵩已是重孙辈，不是很像中国人了，可小时候还是被人叫外号，比如“小香港”。《另一枝》出版之前，很多读者以为他用的是笔名。而从他当上作家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断有人对他说，你应该写这故事，但他决意等到自己变老。

    他说，他并不为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羞耻，相反，他对辛和英厄堡的勇气与力量深怀着感念。

    考虑到难民和移民的困境，今天的世界仍然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辛和英厄堡的遭遇。“我们仍然像过去那样把世界分成一个‘我们’，一个‘他们’。”黄嵩告诉中华读书报。

    他的太太克里斯蒂娜·延森看过《另一枝》的手稿后，大为感动，于是在今年8月18日这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作出改姓决定，正式成为克里斯蒂娜·黄嵩。

    耶斯佩尔·黄嵩本姓黄-嵩（Wung-Sung），1971年生于丹麦艾尔岛上的马斯塔尔，1998年出道，迄今写了三十本书，从历史小说到少年僵尸文学，涉猎广泛。《另一枝》出版时，他四十六岁，已是丹麦文坛的老面孔，这一次，他破天荒地拿掉了姓氏中间的连字符，那是政府官员在几代人之前强行加上去的。

    这是一个“小小的抗议”，黄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