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翻译的第一套西方教科书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然而，由于见闻不广，或者语言不通，或者知识方面的局限，对于西方世界的了解依然肤浅。即使双脚迈出了国门的士大夫，由于大都是科第出身，所学为传统的四书五经，于近代科技几乎是门外汉，加之游历时间短，对西方的考察只不过是走马观花，对于西方尤其是西学的认识也不过是浮光掠影。像郭嵩焘那样虚心而努力的探究西学，并且知道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有退夫子（指泰勒斯）、毕夫子（毕达哥拉斯）、琐夫子（苏格拉底）、巴夫子（柏拉图）及其学说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学贯中西的传教士，翻译和介绍西学自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启蒙》丛书出版，系统地、完整地介绍了西学，对近代中国知识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在《西学启蒙》丛书出版过程中，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发挥了重要作用。赫德从1863年起，正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80年12月10日，赫德让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订购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李鸿章在丛书序文中称之为“麻密纶大书院”)出版的“科学初级读本”和“历史初级读本”。“科学初级读本”要已出版的全部，“历史初级读本”要已出版的全部历史、地理书，文学书不要，全部费用由中国海关在伦敦的丽如银行A字户头支付（参见《中国海关密档》第1册第10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同年，艾约瑟辞去伦敦传教会之职，受赫德之聘，担任海关翻译。从1881年至1885年，艾约瑟承担了“科学初级读本”和“历史初级读本”的翻译工作，翻译了《格致总学启蒙》《植物学启蒙》《动物学启蒙》《富国养民策》《辨学启蒙》《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等书十五种，另撰《西学略述》一册（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介绍西学的启蒙读物），合为《西学启蒙》丛书十六种，1886年由海关总税务司印刷所印制发行。

    这套《西学启蒙》丛书的出版，首开大规模翻译引进西方教科书的先河。十五种翻译书，所依据的底本都是英国广泛使用的教科书。这些书籍出版后，应该被很多书院采用作为教材，笔者据以点校整理的《富国养民策》和《西学略述》底本，原书便都钤有“云山书院官书”印章。

    如此完整而有系统地介绍西学，之前还不多见。在此以前，翻译介绍西学，是比较零散、不成系统的。而且有许多学科的著作是首次翻译介绍到中国，《辨学启蒙》是晚清翻译的第一本西方逻辑学著作，《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是译著中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古典史学和欧洲史的历史著作，《富国养民策》则是较早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著作。

    这套书的内容极为丰富，以《富国养民策》为例，全书共十六章一百节，第一节开宗明义阐明了这门学科的性质：“富国养民策，与他等学不同，专论开财源、节财流之各等实政，即所谓财为何物，有财时如何用之得当，并以何法赖他等格致学得增利也。”第三节侧重介绍全书结构：“首言何者为财；次言如何用财……三言何以生财；四言所得之财，如何分归予有分之诸般人。外此犹宜微论征税一事……”该书对分工、资本、工资、地租、利息、税收等均作了详细介绍。有许多观点鞭辟入里，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在今天仍不无现实意义，例如第二节谈到以往救济贫民，结果“待食者反随时多”，甚至“乞丐辈多行鼠盗为匪事，十人中有受赈济数人也”，因此赈济贫民不如以工代赈：

    由来于国家官绅赈济贫人后，每见乞食者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怠惰性成，年复一年之不预为筹画衣食。倘遵依富国养民善策，将沽名取巧未尝细酌赈济财弊，悉变而为教养贫民，肄业工作，以工代赈，使得尽自食其力之益。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的赈济只会培养游手好闲的懒汉，倒不如以工代赈，使得贫民自食其力。当前我国的扶贫任务极为艰巨，不妨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使赈济对象得到必要的收入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达到赈济的目的。同时还可以激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摆脱“等、靠、要”等消极意识。

    该套丛书每一种在编排上别具一格，类似中国古代的笔记体著作，卷之下设立条目，每个条目标题非常简短、醒目，提纲挈领概括其内容，每个条目之下的正文字数大体数百字，极为精炼。书中在使用纪年时，将西方的公元纪年转换为中国帝王年号。讲到职官时，将西方官名转换成中国官名。为了增强可读性，扫除阅读障碍，达到启蒙的目的，艾约瑟可谓用心良苦。书中大多数条目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些条目写得很有意思，读起来津津有味，不仅可以增长见识，也能开阔眼界。如《富国养民策》第九十五节谈到了英国奇怪的征税法：

    英国昔时，别有一按火取税法，富厚家生火处数多，则多取税，贫寒生火处数少，则少取税，催讨税者，亲身入室检视，何家生若干火数，民心不悦。继乃更为按窗讨税法，取其不必入室，由外即计算清楚矣。至于今日，英国以窗牖之光，为由至公无私之天上得来，不分彼此厚薄，凭之取税，于理未当，故撤去此条不用也。

    由此可见，对这些汉文西书进行整理与出版，提供给学术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研究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对于重写学术史，意义重大。

    《西学启蒙》丛书出版，是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盛事，张謇、李鸿章、曾纪泽分别为之作序。张謇虽承认西方富强为中国所不及，但仍然固执地认为西方“推步、测算、制作诸事”，“皆一一导源于中土”，反映了闭目塞听、罔顾事实的心理。倒是李鸿章见识高于张謇，他认为“泰西之学，格致为先”，“故能人人竞于有用以臻于富强”，他赞扬这套丛书“其理浅而显，其意曲而畅，穷源溯委，各明其所由来，无不阐之理，亦无不达之意，真启蒙善本”。曾纪泽则指出这套丛书的启蒙意义，以为发蒙之书，言近旨远，可谓“涉海之帆楫，烛暗之灯炬”，赞誉有加。

    艾 约 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字迪瑾，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翻译家。1848年9月来华，在华生活了五十七年。1853年，他与张福禧合译的《光论》，是第一本光学译著。1868年，他与王韬合译的《格致新学提纲》，给出了从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以来三百余年间西方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重要事件的年表。艾约瑟具有卓越的语言天才，他掌握的语言有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梵语、汉语等，这有助于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知识。艾约瑟对中国文化、历史和宗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先后著有《中国的宗教》《中国的建筑》《中国见闻录》《诗人李太白》《汉语的进化》等书籍，向西方人介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艾约瑟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是最早提出“四大发明”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