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录的立场与趣味

    在专业化大潮浩浩荡荡的当下，选择十次学术对话结集成书，当然是别有襟怀。对话者大都是文学研究专家，对话又基本上围绕“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展开，故以此为书名。参加对话的，有美国学者、日本学者，但仍以本国学者为主；大部分对话现场是北大五院，自然以北大中文系教授的声音最大。仅在我主持且有现成文本这一范围内选择，可想而知，论述的广度及深度大受限制。或许更重要的是，“对话录”这一文体本身，决定了其必定是随意挥洒、生气淋漓，但不成体系。

    30年前，钱理群、黄子平和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影响很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当时就有高人讥之为“鸡零狗碎”。其实，作为思想草稿的学术对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若有条不紊，严丝合缝，反而显得可疑。这一文体的规定性，导致其更倾向于众声喧哗，各说各的话，且都点到为止，无法深入展开，与专业化时代“窄而深”的主导风气格格不入，因而被很多学术杂志拒之门外。

    作为专业研究者，平日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与同道对话多多，但不见得都形诸文字。大部分声音随风飘逝，偶尔因报纸或杂志需要，方才根据录音整理成文。某种意义上，是发表园地制约着整理者的思路与笔墨。比如，报纸篇幅限制，只能是摘录；相对来说，收入《现代中国》的五篇近乎有闻必录（连带笑声），琐琐碎碎，更能体现现场的氛围。

    这就说到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编的《现代中国》集刊，前五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第6—15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第6辑（2005年12月）专门设立“对话”专栏，且在“编后”中称：“在正襟危坐的论文之外，建立‘对话’栏目，容纳若干很有见地、但未必符合学院派脾性的‘言谈’，也算是有张有弛，相得益彰。作为文体的答问、对话、座谈、演讲等，不可能像专业论文那样精雕细刻，但其‘逸笔草草’，也自有其特殊魅力。”第9辑（2007年7月）的“编后”则言及：“作为研究集刊，《现代中国》一直标榜民间性及学术性，因此，刊发高水平的专业论文，是其主要职责。但这回有点特殊，我更想推荐给读者的，是一场学术对话。那就是本辑殿后的《海外中国学的视野》——几位主讲人的意见固然值得参考，更重要的是同学们的提问，因其蕴涵着年轻一代学人的困惑与求索。”第13辑目录（2010年11月）更是将四则对话与笔谈放在开篇，理由是：“将‘对话’这一很不严谨、但以视野开阔见长的专栏，提到最前面，也算是别具一格。学问内容千差万别，表现形式更是五彩缤纷，若以为只有注释20个以上（此乃香港某教授的规定）且进入‘核心期刊’的，才值得认真对待，那更就大错特错了。”

    除了自家主编的《现代中国》，还幸亏有《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明报》（香港）、《学术月刊》《北京青年报》鼎力相助。此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虽中文本在先，日译本在后，但此次“鼎谈”的发起者是代表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中国21》编辑部的黄英哲教授。

    诸多著名学者参与对话，贡献了许多精彩的思考及判断，这点阅读文本时大都会留意。容易被忽略的，是文字整理者；这些当年的研究生或年轻教师，如今大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卓有成就。虽然文稿最终经过发言者本人的校订，但最初的整理工作相当辛苦；值此结集之际，也向各位文稿整理者致谢。

    除了“文学史”这一共同话题，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起讫之间，有某种精神上的呼应。从1993年的“彷徨无地”，到2016年的“拼命写作”，虽有记录及发表的偶然性，但历史舞台上一代人的生存空间与表演姿态，借此得以呈现，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