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的力量

    这是一本画册，一本写生画册。在一个几乎每天都有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画册的年代里，这本像我们每天过的日子一样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画册，这本没有任何张扬显得那么平静的画册，一页页画面在我眼前掀过，竟让我这天天和文艺打交道的人都感动得有点眼眶湿润了。我想说，这是一本朴素而不普通，甚至带着弥足珍贵意味的画册。

    这本画册是一份双重记忆的叠影。

    画册积淀了画家近六十年艺术生涯浓浓的生命和情感积淀。早在1960年画家十八岁的张迪平就以一张《妈妈变了样》入选上海美术作品展。作品从一个小女孩扒在桌沿看桌上堆着机件模型的场景这一特殊视角，从孩子惊讶生动的神情里，让观众“看见”了没在画面中出现的“妈妈”，看到当年家庭妇女解放，投入技术革新的时代风采。得到前辈艺术家颜文梁，评论家何振志、谷苇的高度评价。同年考入上海美专国画系，1965年毕业就跨进上海画院的大门，成了无数艺术青年梦寐以求向往的专职画师。也是当年画院最年轻的女画师。由此，置身在一片大师云集的语境中，和中国当代绘画史上的一代大家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成为张迪平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她一生艺术追求的内在的驱动力。真正的艺术家其实从来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被一种星汉灿烂的艺术气息天长日久包围着，熏陶修炼出来的。就像那些让人爱不释手的玉石宝石，长年累月不知不觉吸收了天地精华的灵气，有了温润的光泽一样。

    张迪平后来的艺术成就有上海国画院小气候的熏陶，当然还有那个时代艺术大气候的熏陶。那是一个万象更新时代。中国画正处在一个特殊转型的时代。传统中国画如何吸收外来有益的艺术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艺术肌体和表现手段，是每一个严肃的中国画画家思考的命题。其实，这和上世纪80年代的实验绘画有着类似的语境。从徐悲鸿、蒋兆和到方增先、周思聪，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中国画的艰难探索路径。之所以艰难，就在于必须把一些外来的艺术手段不露痕迹地内化到中国画的肌体中，成为其有机的成分，而不是外加硬涂上去的油彩。其中就包括对西方已成体系的写生和素描的借鉴和运用。张迪平的中国画写生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里诞生的，她属于那个时代的先行者。在写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于写生在中国画中如何运用的思考和实践。

    画册，是一个画家青春岁月的记忆。从21世纪回头望去，那年代自然有许多非常不尽如人意的让你挑剔的地方，比如生产力的落后、物质的贫困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青春毕竟是青春。就像少男少女，再衣衫褴褛的贫困也挡不住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挡不住一股健康向上的蓬勃朝气。我们在每一个速写对象那里都可以看到时代气质和个性特征的集合。那位梅陇公社的农家女扎着一块白毛巾，前额露出一排未加修饰的刘海，饱满光泽的面容，明净的目光里，折射出内心的安静和向往。马桥公社老大娘微微皱起的眉峰，嘴角的皱纹，透露出曾经的岁月和沧桑。特别是妇女主任陆山英，微微张开的双唇略略翘起的嘴角，神态端庄沉稳，看得出一位长期在江南农村风里来雨里去的基层女干部，其内心的充实，对自己的一份自信。画家凸显了她精神气质上内敛成熟的美感。在上钢三厂的那批钢铁工人的速写里，我们看到了生龙活虎热气腾腾的劳动者。没有任何的埋怨牢骚，对劳动创造世界有着一种那个时代独有的发自内心的对劳动本身的信仰和热爱。

    写生在当下面临着两重质疑。一是时代质疑。从照相机时代到录像机时代，照相机由传统胶片时代到手机数码时代，写生作为一种绘画素材搜集的手段，是否已可完全被取代。回答是否定的。相机和录像的精度带有的高度机械性的精确，虽然也可以作为素材，但这类素材总体缺乏艺术创造必需的“灵气”，从照相平面到绘画平面的转换，经常会停留于技术层面的转换，缺少艺术的“生气”。写生作为素材，它是画家和对象生命、内心、情感的交流，它保留着画家写生那一刹那火花般的“灵性”。在张迪平的写生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机械复制的镜像，而是人物的人性、山水的情性和花卉的灵性。通常一张照片可以唤起的记忆远不如一件写生唤起的记忆那么亲切，那么感性。这种灵性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艺术创作的燎原之火。二是画种的质疑。中国画的特殊性，需要不需要写生？回答依然是否定的。中国画自然有它画种的特殊性，但同样有它美术绘画的一般性，在外师造化方面，它与西洋画应该没有差别。差别只是在于写生时技术手段、习惯方式的不同。一个中国画画家的写生如何有利于中国画的创作，有利于写生素材向作品创作的转化，这才是关键所在。画集中有张迪平的一篇《写生随感》，对写生的作用和功能作出了建筑在她漫长艺术实践基座上的出色回答。其中更有一条让我非常感动。她说，相机神速而便利，写生繁复又辛苦，所以，坚持写生也是意志的历练。

    由此，我想到，写生是一种力量，一种感人的力量，一种长年累月水滴石穿的艺术家生命和意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