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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长期的深厚文化积淀使得其文学十分繁荣，波斯（伊朗）文学一直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20世纪初我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浪潮中，波斯文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的四行诗一首，最早由胡适译自英语，发表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然后，郭沫若根据英国费兹杰拉德的英译本，翻译了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发表在《创造》1922年第1卷第3期，此后在多种刊物上转载，并出单行本，并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出版社一再加印再版。波斯著名史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片段），最早由伍实翻译介绍进中国，发表在《文学》1934年第3卷第5号。朱湘的《番石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一部有关波斯文学的译著，其中选译了：欧玛尔·海亚姆、鲁米（1207—1273）、萨迪（1208—1292）、哈菲兹（1327—1390）的若干诗歌，是国内第一部涉及面较广的波斯文学译著。另外，有4部有关波斯童话与民间故事的译著在民国时期出版，即章铁民译《波斯故事》（北新书局1928年）、清野译《波斯民间趣事集》（上海儿童书局1930年）、许达年译《伊朗童话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郑杰编译《伊朗童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述译著均非译自波斯语原文。1947年中国穆斯林学者王敬斋直接从波斯语翻译了萨迪的《蔷薇园》，由牛街清真书局出版，名《真境花园》。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从1957年开始正式招收波斯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由于人才成熟需要时间，因此这个阶段直接从波斯语翻译介绍过来的作品不多，只有两种：北大波斯语专业集体翻译的拉胡蒂的诗歌集《伊朗人民的呼声》（1958年）和邢秉顺翻译的巴哈尔的诗歌集《朝霞的信使》（1965年）。巴哈尔与拉胡蒂都是伊朗现代著名左翼诗人，他们具有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诗歌成为翻译介绍的重点。这个阶段的波斯文学较多是从俄语和英语转译过来，具有代表性的译著有宋兆麟译自俄语的《鲁米诗选》（1950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水建馥译自英文的萨迪的《蔷薇园》（1958年）、潘庆舲译自俄语的《波斯短篇小说集》（1958年）、《鲁达基诗选》（1958年）、《赫达亚特小说选》（1962年）和菲尔多西的史诗片段《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1964年）。另外，《译文》1957年第8期、1958年第9期辟有“波斯文学专辑”，刊发作品皆译自俄语和英语；《译文》1958年第10期刊发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戈宝权译自俄语的《鲁达基四行诗十章》。这个阶段在波斯文学研究方面，主要是上述译著、译文前后以序跋为代表的介绍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深度方面虽然有一定的欠缺，但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为中国读者了解丰富的波斯文学提供了信息。
文革动乱结束之后，波斯语专业学者开始承担起了翻译介绍波斯（伊朗）文学的重任，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鸿年译《蕾莉与马杰农》（1984年）、《波斯文学故事集》（1984年）和《果园》（1989年），邢秉顺译《哈菲兹抒情诗选》（1981年）和《巴哈尔诗选》（1987年），张晖译《鲁达基诗集》（1982年）、《涅扎米诗选》（1987年）、《柔巴依诗集》（1988年）和《波斯古代抒情诗选》（1988年）。从第二外语转译的作品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主要有潘庆舲译自俄语的《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选》（1983年）、黄杲炘译自英文的《柔巴依集》（1982年）。
1990年之后，我国的波斯文学翻译事业走向繁荣，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就，波斯语专业的学者完全承担起翻译重任，经第二外语转译的现象退出历史的舞台。这阶段的重要译著有：张鸿年译《列王纪（节选）》（1991年）和《波斯古代诗选》（1995年），张晖译《卡布斯教诲录》（1990年）；波斯文学翻译的颠峰之作，是由张鸿年、宋丕方、邢秉顺、穆宏燕、张晖、元文琪、王一丹七人共同翻译的“波斯经典文库丛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该“丛书”共18卷包括：《列王纪全集》6卷、《玛斯纳维全集》6卷、《哈菲兹抒情诗全集》2卷、《鲁达基诗集》《鲁拜集》《蔷薇园》《果园》。该“丛书”在伊朗和中国获得了多项大奖，伊朗政府和文化界盛赞中国波斯文学学者在翻译介绍波斯文学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推出如此大规模的“波斯经典文库丛书”的国家，对促进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波斯（伊朗）文学一直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有关东方文学的各种共同专集和文学史中，波斯（伊朗）文学部分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篇幅。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详细列举，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张鸿年于1993年出版的《波斯文学史》（2003年修订版），该专著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波斯文学从上古时期到现代时期的文学状况，是国内波斯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和东方文学教学中的重要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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