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是谁?
民谣诗人?摇滚老炮?上个世纪最红的歌手?活化石级别的老美国传奇?
当飞地的张尔老师把出版鲍勃·迪伦作品的选题策划摆在我面前时,我有点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原来鲍勃·迪伦还出版过他的诗歌啊,好书,肯定好书。
那是2016年7月的事了。
很快,我们开始着手联系版权。迪伦的文学版权代理人回复都出奇快速,大有一口答应之势,只是“我们目前正对此作品进行一次重大改版。即将推出的全新版本将由迪伦亲自调整与修订,并收录更多他的原始创作手稿,你们再等等!”
好嘞。我感到很安心。接下来就是稳当当等着新版本出炉趁热拿下了。
直到10月13号晚上,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鲍勃·迪伦成了史上首个拿了文学奖的歌手,而我——彻底懵了。
这是个好消息吗?当然是。它意味着严肃文学的结界被突破,意味着文化的语调和时代的思维正在悄悄变化,意味着荷马式的游吟诗人传统在今日的全面回归与胜利。
来,深吸一口气,诚实地再问自己一遍,这是个好消息吗?
是的,对一个出版编辑而言,它也将意味着——蜂拥而至的出版方,意味着版权争夺大战,意味着水涨船高的预付版税。
意味着,我可能要跟这本书失之交臂了。我很失落。这个夜晚有很多失落的外国文学图书编辑,我是其中心情最复杂的一个。
我给领导发的信息很简短:“迪伦获诺奖了,怎么办?”
他回得更简短:“拿下。”
那就……试试呗?当晚就把版权编辑抓回来加班了。年轻的版权编辑刚入职,23岁的年轻人。我安慰他,“不管成败,都是你职业生涯的第一场严肃战役啊。”他比我还入戏,凌晨五点给我发信息:“我梦见代理人给我回信了!”
六点又发了一条:“真的回信了!”好消息是,这位代理人还记得我们七月时候的接洽。而坏消息则是——理所当然的,在诺奖揭晓当晚,已有十数家国内出版社的询问和报价邮件蜂拥而至。
一切的决定和步骤都快得像打仗,领导给我的回复则像战时电报:“估算成本,准备报价。”
估算成本?怎么估算?因为还在预售,我们手里连样书都没有,只有一本旧版书的复印件,和代理人发来的寥寥几页样章。而美国亚马逊预售页面上的数据清楚告诉我们,这本书厚达688页,25厘米长,20厘米宽,净重将近2公斤。
什么?!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计量单位反复换算了好几次,我们在网上查了一切可能查到的信息,德国亚马逊、法国亚马逊……我的心中涌起一丝不妙预感。是的,我们碰到了一个巨兽。
而更要命的是估算成本。我当时面临的最要命的灵魂拷问是,如何想你一本见都没见过的书的模样,还要估算出它的成本。而且我当时已经隐约觉得,我们不太可能也不想把中文版做成英文版这样,那太巨大了,太厚重了,它将华丽沉重得像一个纪念碑一样被高高地摆在书架上,却让人没有想翻开的欲望。尤其是,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判断,鲍勃·迪伦的这个书,最适合的版本将是中英对照版。那么,它的体量还将翻倍,未来的成本和价格都将是惊人的。
那么,在估算成本的同时,就必须同时估算它的大致开本、印张和分册。那么问题来了,一本甚至都没能拿在手里掂量的书,怎么去制定适合的开本、预估页码进而计算印张?以及,最要命的是,为什么原版书的开本如此巨大呢,原因很简单,迪伦的歌词不像普通的诗,经常会出现特别长的长句。如果我们需要改开本,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发生单句太长排不下的问题。那时候,我觉得我像摸象的瞎子,满手都是问题,满心都是无名火。
我们在会议长桌上堆满了所有我们手头能找到的各种开本诗集,把样章里最长的那句英文句子给翻译了出来,用最笨也最直接的方式去不断调试着最适合它的开本。
而不管译成什么语种,诗歌的分行及行数终归是固定不变的。第二天我去上班,发现领导来得出乎意料的早。没来得及打招呼,他就对着我缓缓报出一个数字。
“什么?”我没听懂。
他又说了一遍。他说:“我把整本书的行数给数完了。这样页码就很好估了。”
“??”
“也没那么难数。连数带算几个小时吧。”
大致估算好它未来的模样后,又用各种价位的纸反复组合不断计算,最后终于估算出一个大致还算合理的成本和未来定价,依此核算出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报价。
深夜里,几个人在版权编辑的电脑前围了一圈,盯着他字斟句酌的一遍遍改着报价邮件,从出版社介绍写到品牌价值观,从以往图书案例写到未来出版计划,生怕说错一个字,就跟机会擦肩而过。
等待版权方回复的时刻漫长而紧张。漫长是难捱,紧张则是悬而未决的一颗心。因为有时差,我们发出邮件的时候正是对方的工作时间,深夜便一边放着迪伦的歌,一边等邮件。一首Knockin' On Heaven'sDoor,我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觉得我们就是在不断敲着门期待着回音,未来怎么样,会不会得到应许的回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一遍遍地敲、敲、敲响它。
后来奏效的到底是七月时的预约,还是预付款报价足够有诚意,或者是那些不知道改了多少遍的长邮件?也许都有吧。版权方初步答应可授权的邮件发来时,依然是在深夜近凌晨时分。所有等在办公室里的人,都像孩子一样雀跃。再到后来的进一步详细沟通、等待迪伦本人正式确认、等待版权合同发来,数种往来的邮件都总在午夜抵达。等邮件的我们守在办公室里,像小时候在除夕夜守着窗外的焰火爆裂。
如今回想起拿下版权的激动时刻,总难免怀着一种幸存者的心有余悸。那时我们是坐在风暴眼里的人,满怀懵懂与期待,我们像战士一样鸣枪,以胜出者的喜悦碰响酒杯,却对即将进入的冒险之途一无所知。而现在,历险已进行到一半,我们把它做成了一套足够好玩的“薯片诗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令鲍勃·迪伦的创作从此进入经典文学殿堂,我们却做了一次去经典化的尝试。我们的这种努力他会喜欢吗,我不知道。但老迪伦又怎能被经典轻易缚住,这个僭越者、反叛之王、蓝眼睛的老水手、终身上路的行吟诗人啊,与他同行,大概就意味着不断迎战未知和跨越边界,意味着抛弃一切陈规与桎梏。如他自己所说,“一首歌就像一场梦,你试着想让梦想成真,它们就像是你不得不涉足的异乡。……而当你跃入这个未知的世界,对它有一种本能的理解——你就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