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尺回归

    几个校长坐在一起闲聊，聊到青岛学校的“戒尺回归”。我问在座的一位青岛校长：“都说‘戒尺在手，学生俯首’，真那么灵吗？你们那儿的老师获得惩戒权都小半年了，这权用得到底咋样啊？”

    他叹气：“我说了你可能不信，所谓惩戒权，不过是一个仅供欣赏的权力，不能当真的。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四百多名教师，没有一人用过这惩戒权。你想啊，好孩子要么不必打，要么有家长打，轮不着老师打；而文件上所说的‘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问题孩子’，一般都是家长舍不得打。家长都不打，你若打，就非打出事儿来不可。你敢动孩子一根毫毛，护犊子的家长就敢跟你拼命！咱们都知道，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或几个问题家长，既然明白了孩子的问题是‘家源性问题’，那么，你拷打一个南瓜为何没有西瓜的味道，不是很滑稽可笑吗？所以，我们干脆将惩戒权插花瓶里，看着玩儿。”

    我一直坚持认为，戒尺在回归学校之前，应该先回归家庭。如果一个家庭对抗戒尺，那么，学校的戒尺很容易成为该家庭成员同仇敌忾的对抗对象。有人读了我的那篇《谁打了我的孩子》，惊问我：“张老师，你竟然主张打孩子？”我说：“没错。我主张家庭要为戒尺留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也认同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的观点：同样是打孩子，却因为父母人格的不同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我曾用一首小诗写出了‘打孩子的最高境界’——

    孩子

   别怪我打你

   我打你的时候我的心比你的身疼一万倍

   但我必须打你

   我今天打你是为了明天没有人敢打你。”

    我特别赞成蒋雯丽的做法。她从自己的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把戒尺，放在儿子的房间里，一旦孩子犯了错，他就会主动拿来戒尺。“我真打，打手心。”蒋雯丽说。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明确反对用棍棒教育孩子，但是，他也不无欣赏地写到了一位母亲，为了让孩子认识到错误，连打了那孩子八次！约翰·洛克指出，疼痛与羞辱，哪一个才应该是我们希望孩子永记不忘的呢？是羞辱。被打的羞辱感使孩子拥有了极其痛苦的心理体验，为了避免这种心理体验的再次出现，孩子才会竭力避免犯错，才会向着父母希冀的方向奔跑。

    “不含敌意的坚决”，这话是科胡特给出的父母教训孩子的最佳尺度。一旦含有敌意或不够坚决，都有可能违逆了我们教训孩子的初衷。

    ——谁敢打我的孩子？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戳痛过亿万人心的真实案例：有个父亲，老来得子，对儿子宠爱异常。

    自述一次看到爱子刁蛮无礼，举起拳头欲要教训几下，却因心疼心软，泫然落泪，最终让拳头落在了自己身上……数千个日子之后，这个躲过了老爸拳头的孩子，却终未躲过法律的铁拳。瞧，当初你没舍得打孩子，如今有人替你痛打了孩子。

    面对孩子身上的骄气、霸气、戾气、匪气，如果家庭忌用戒尺、学校惮用戒尺，那么，当有朝一日法律的戒尺打到TA身上时，TA对当年那把“缺位戒尺”的深深怀念和对那只举不起戒尺的手的深深怨恨，将令每一个铸错者的灵魂都受到无情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