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知识生产

    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是一部与萨义德《东方学》齐名的文化研究经典。笔者拿到这本书的中译本时，心中怀着敬重，又掺杂着忧虑：之前阅读此书的英文本时，笔者苦于其表达晦涩和思维跳跃，一度试图放弃。对于缺乏文论训练且稀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阅读经验的笔者而言，阅读《帝国之眼》的过程犹如眼科手术：痛苦之后别有洞天。

    读罢全书，笔者对《帝国之眼》的两个观点颇有感触。第一，以分类和归纳为己任的博物学研究，其目的不在于总结，而是构建存在巨链和制造新知识的框架。根据《帝国之眼》的分析，18世纪博物学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关系密切。后者不仅提供物质支持和商业动机，更重要的在于提供动机：系统化整个世界。正如普拉特所言，“自然的系统化，不仅表征一种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欧洲话语，而且表征一种关于非城市世界的城市话语，以及一种关于无文化修养农民世界的有文化修养资产阶级话语。自然系统被投射在欧洲边界之内及其之外”（第45页）。换言之，欧洲的地方性的知识由此转化为世界性的常识。从今日看，这项事业极为成功。离开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术语体系，我们甚至无法定义我们身边的一株小草。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制造一个可控和有序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可以纳入原料、产品和市场的循环而甘受奴役。非欧洲地区沦为了一片波澜壮阔的自然，一群等待英雄的人民，一个等待拯救的大陆。这种描述在凸显了“欧洲－英雄”这样一组概念的同时，也将“自然”和“土著”打入了客体的深渊。自然只是生产英雄气概和原料的场所，而不像拉图尔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主体性。至于被征服者，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没有历史，只是在等待着发现者的到来；他们的历史也只是在不自觉地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服务，负责提供劳力和市场。“美洲必须被改造成一个工业和效率的景象；其殖民地人必须从没有嗜好、等级、品味、现金，而且懒惰、无差别、不洁的民众，被改造成雇佣劳动力和宗主国消费品的市场。”（第196页）他们的“史前史”和“历史”全然断裂，其原生的历史意识和身份认同被全然抹杀并被烙印上刻板印象。正如普拉特所言，“在西班牙语美洲，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样，对懒惰的判断与旅行者具体见证的劳动密集型的奴役完全兼容”（第196页）。懒惰和主观能动性的丧失如同滤镜一般，只保留特定的负面印象并深嵌入旅行书写之中。伴随着西欧的经济扩展和文化霸权，这认识也随之扩散，并最终成为了常识。

    第二，帝国主义的修辞术塑造了知识生产。在《帝国之眼》中，普拉特辨认出了旅行书写常用的三种修辞：风景的审美化、意义的稠密化、观者和对象间的控制关系。这三种修辞策略，不仅是文学性的，更是认知性的。重叠的修饰在遮蔽了描述对象的同时，也混淆了现实和写作者内心投射的区别。可怕的是，正是这些充溢偏见的游记描述，构成了西方/殖民者对于殖民地认知的底色和基本知识的来源。简单说，当我们谈论“非洲”或“拉美”时，映入我们眼帘的景象是一颗洋葱：由各种欧洲人的俯视印象层层包裹且令人伤心。如同欧洲的探险家自诩发现了美洲，他们的旅行书写也自以为发现了美洲风景的审美意义。

    笔者非常欣赏中译本中的一个用词——“看客”。对于几代中国读者而言，“看客”一词的第一解释必然指向鲁迅笔下麻木冷漠的国人。类似鲁迅笔下的“看客”，普拉特笔下的欧洲游记作者也对殖民地发生的事情毫无切肤之痛，而仅仅是满足其读者对于异域的好奇和支配的想象。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后殖民主义所做到的并不是跳出窠臼，而是从一个坑跳入另一个。引用普拉特的原话，帝国主义的话语“在20世纪晚期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成分，构成西方关于其努力征服的人民和地方的观念。它是第三世界的官方宗主国代码，其修辞讲述的是单调、灭绝人性、否定，与殖民统治在亚洲和非洲大部的终结、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在世界许多地方加速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发展进程不谋而合”（第286页）。换言之，关于第三世界描述的主旋律从征服转化为了赎罪，但是支配关系并没有动摇。全球化并没有改变支配关系，只不过将原本发生在域外的悲喜剧搬到了眼前而已。由此而言，当下欧洲所面对的难民潮及其所带来宗教、社会和安全等问题，无疑强化了“宗主国”居民对于异域的罪恶和恐怖想象。当“看客”不再能够置身事外的时候，他们或是沦为维持“政治正确”胜利法的阿Q，或是成为特朗普式强力人物的拥趸。

    至于本书之于中国当下的意义，或许有人会认为仅限于学术而无关乎现实。毕竟历史的际遇决定了我们无从体会欧洲殖民者的傲慢和偏见。但是，网站和论坛上对于“非洲”和“拉美”的描述中，不难发现普拉特所揭露的修辞工具的不自觉使用。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民众已经不自觉交替使用“资源丰富”“政治腐败”“景色迷人”之类的词汇描述我们曾经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