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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正在成为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的重大命题和价值导向。近年来，《人民论坛》每年调研并发布国内外最值得关注的重要思潮，而“民族主义”几乎每次都是受关注程度名列前茅的思潮。由主客观条件所决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集庞大与乌杂于一身，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潮流。对它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在今天的意义自不待言。
一方面是使命所在、恰逢其时，一方面是长期的学术积累与思想兴趣所至，李钧推出了50万言的新著《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该书以1895年至1945年为历史研究单元，打破了过去人们一谈“民族主义文学”就局限于1929年“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视野局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开拓了新的疆域。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有家族、宗族和“天下”观念而缺乏“民族国家”意识，那么“民族”一词的引入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与nation相对应，national⁃ism一度被译作“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主义”或者“国民主义”等。但不管称谓有何不同，本质却是明确而统一的，即“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梁启超一度将民族主义视为“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并推升到“顺之者兴，逆之者亡”的高度。余英时认为近代中国出现过的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思想和政治运动，“其能掀动人心于一时者大抵皆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人们日渐达成的共识是：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它不仅塑造了现代国族文化，而且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仍会以爱国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成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也正如在“振兴中华”和“中国梦”的号召中，爱国主义已成为民族主义的合理内核。
李钧著作首先以正本清源、探赜发微的科学态度，追踪并探究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史，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从《马关条约》签署到抗日战争结束的50年里，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地位。从政治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到文学思潮上的民族主义，再到创作表现上的民族主义，该著沿着这样的思路极其细腻地展现了民族主义文学从发生到发展到壮大再到高涨的动态过程。这一谱系学的系统考察无可辩驳地表明，如果说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是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走向国家独立、民族富强和文化自信，那么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强劲的主潮。而这一思潮的核心命题在于对中国现代化梦想的文学想象与艺术表达。对于这一思潮的学术价值与文学史书写价值的发现，著者不无欣慰地总结道：“她真实地记录了‘中国梦’的来路”，其“正统文学，主导价值”必将成为21世纪民族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
其次，该著在学术范式与研究方法上也作出了颇为成功的尝试，可称之为“内外综合，以诗证史”的新思路。历史学者郑师渠曾指出：“民族主义有两种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大多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的实际发展进程不可能这么清晰化和学术化，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常常是互为表里，内外交织。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更有着独特而复杂的特质。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该著的中编与下编重点论述了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以期达到“以诗证史”的目的。政治民族主义文学正面阐释“国家至上”“一切以国家为重”的民族国家观念，书写政治、外交、军事、战争等宏大主题，是对国家独立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学想象与表达。政治民族主义文学往往书写当下，赞美英雄，鼓吹牺牲，甚至对美好未来有着浪漫想象和幻想期许；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概念化、脸谱化、说教化和工具化等特点。但在特殊时期，政治民族主义文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其文学创作也因大众化程度较高而更加符合中国百姓的审美期待。这种精英式的表达过于理想化、纯粹化，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真挚情思。
与政治民族主义大异其趣，李钧发现现代文化民族主义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以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其二，不论是发扬还是攻击传统文化，都认为只有从思想观念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而文化民族主义文学往往通过“向后看”来挖掘历史题材、礼赞传统文化，通过书写民俗风物来表达“文化抗战”情怀，这样的文学书写不仅具有民俗学价值更具有艺术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化民族主义文学在政治与文学、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得以创造性转化，以激发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在民族危难之时，萧红、林语堂、鹿桥等作家在其文化民族主义文学书写中表达了“中国不死”的文化抵抗精神。因此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更深层的精神内核。
再次，该著也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弊端和不足进行了必要的剖析和批评，这对于当下的民族文化建设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警示价值。
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危害在中国也不乏其例，盲目排外、倒行逆施、夜郎自大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挟持狭隘的“民族—国家”理论走向了分裂国家的歧途……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负效应。该著及时地提醒人们：只有以生态文化学的文学史观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才能发现其合理性、合法性；也只有以穿越思维进行往返质疑，才能既看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价值，同时指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审美的不足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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