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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8月09日 星期三

    南腔北调(163)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一带一路”

    江晓原 刘兵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8月09日   16 版)
    特约主持 江晓原

    中华读书报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合办
    《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梁二平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78.00元

        江:

     

        梁二平本为报人,却有强烈的学术追求,笔耕不辍,著述源源不断,实属报人中的异数。他长期关注海洋文化,多年来行走四方,足迹遍至中国全部省份,向外远涉40余国。行走远方虽在报人也不少见,但梁二平好学深思,多年来将自己修炼成了一个中国海洋历史方面的合格研究者,他和供职于著名大学或高端科研院所的学者们坐而论道,同坛讲学,全无“民科”或“民历”的拘执、偏狭、自卑、急切等等情状,而是从容淡定,俨然大家——当然不是装出来的,我混迹学界垂40年,装不装自谓还是一眼就能看出的。我和他交往多年,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若言梁二平的著述,那些突显报人文笔的文集自不待言,但类似我们此次要讨论的《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这样的作品,又有其特殊之处。这样的著作,梁二平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较著名的有《谁在地球的另一边》《谁在世界的中央》《败在海上》等。这些著述从文本形式上看,大致相当于传统学人在撰写了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的基础上所写的“雅俗共赏”之作。不出意料的是,梁二平当然没有写过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作为报人,我估计他也不屑于写这种东西。

     

        但梁二平跳过了这个学术训练和积累阶段的表现,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实际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因为他是自学成才的,不会面临学术体制内的刚性要求——发表一堆“学院派”学术文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成功经历了学术训练和学术积累的阶段吗?学历和学位证书就是对这种成功经历的证明。而梁二平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以前我曾将爱因斯坦说成“超级民科”,更多的是一种修辞策略,梁二平却是我们生活中一个真正成功的“民科”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他没有遭遇到通常在这类事情上表现保守的“专业”学者的轻慢、嘲笑和拒绝。

     

        :“民科”倒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多谈的话题,而且,我们又是就着与当下“一带一路”这个极为时髦的话题相关的书来谈,就更加有意思了。

     

        我们曾在《我们的科学文化》丛刊中专门以“阳光下的民科”为名做过专题。从“阳光下的民科”这种虽然多义但却并非否定性的修辞中,还是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些基本态度。就在这两天,微信朋友圈中又有许多人在为一个民科起诉科普人的案件争论不休,义愤填膺者大有人在。对此问题,我们还是会比较开放,至少我们不会对民科恶语相加。而就我个人来说,更感兴趣的是民科现象的产生及存在原因等问题。

     

        你颇为欣赏梁二平这位“民科”,或者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民科”。那么,你认为他与其他不那么“成功”的民科的差别是什么呢?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关于这本书的主题,我确实是非常外行的。在我看来,这本书可以说是涉及地理史、交通史、探险史、贸易史、航海史、外交史等等多学科,你觉得更为准确地说应该其中哪门学科要更为核心呢?还有,在现在“一带一路”话题成为显学,各种学术与非学术的研究一哄而上的局面下,这本书的特殊价值又在什么地方呢?以及,按照你的说法,作为“非学院派”的文本,这本书算学术文本吗?

     

        江:

     

        成功的“民科”与通常“民科”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他们是否愿意遵从主流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如果遵守了这个规范,通常就不会遭到主流学术共同体的拒斥,梁二平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虽然没有“历史学博士”之类的头衔,但他会被主流学术共同体视为自学成才。反之,如果对主流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不屑一顾,虽然如今也可以玩得很爽,甚至颇受媒体的宠爱,但仍然难逃主流学术共同体的拒斥或轻视。绝大部分不成功的“民科”,问题都在这里。

     

        这本《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我将它界定为“中间状态文本”。这种文本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讨论过程中也遵从通常的学术规范,但文本形式则是较为通俗的。这种所谓雅俗共赏的文本,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读者。事实上,许多在今天被奉为经典的前贤著作,都采用了雅俗共赏的文本形式。所以雅俗共赏并不必然妨碍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期许本书将成经典——尽管我们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还对本书的另一个特点相当欣赏:即梁二平在本书的论述中,夹杂了相当强烈的政论色彩。这当然是本书“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论题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和作者的报人身份及工作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有些正统历史学家会对本书的政论色彩皱眉,觉得这样就不够“纯粹”,或不够“学术”了。但这倒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我们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当某个政府大力倡导的口号或政策流行时,直接、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就会蜂拥而上,其中当然有真正有学术积累、遵循学术规范的认真研究,但也常会有不少赶时髦凑热闹的应景之作,而且后者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却也打着学术的名义。在学界,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将这两者区分开的,但对社会上的普通读者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本书这样的选题,既占据某种优势,但也会有被学者们更严格审读的考验。从你现在的判断来说,在你这里是通过了这样的考验的。

     

        从学术研究的传统来说,你说的那些不喜欢政论色彩的学者确有人在,而且是更传统一些的观念,从较新近的学术发展来看,承认学术研究也可以带有政论色彩的观点似乎也为一些人接受。实际上,这要具体地看是什么样的政论,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出的政论。以往许多表面上没有政论的研究,也许只是将其隐藏在字里行间。甚至因观念、立场、眼光乃至知识上的“缺省配置”,连研究者本人都未曾觉察。但具体到这本书,你可以举出几例你觉得让你欣赏、恰到好处而且又与学术规范不相矛盾的“政论”吗?

        江:

     

        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不过本书肯定没有这样的“嫌疑”——梁二平研究海洋历史文化,早在“一带一路”之议提出之前好多年就一直在辛勤耕耘了。事实上,本书恰恰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学者坚守自己选择的园地,不忘初心,辛勤耕耘,不管它热还是不热。万一有朝一日它居然热了起来,比如“一带一路”成了国家政策,各种攀龙附凤的“学术研究”蜂拥而来,那也不是梁二平刻意等待的时刻。我经常喜欢用庄子的话来描述这种精神境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当然,这是学者在学术追求上的至高境界,也是理想境界,并非轻易可以臻此。

     

        说到本书的“政论”,我必须提醒你注意我的措词:我说的是“政论色彩”,而非“政论”本身。本书有“政论色彩”,并不意味着就能在书中找到长篇大论的政论。事实上,作者经常将他的议论夹杂在叙述之中。用以前的套话来说,也许就是所谓的“夹叙夹议”。不过有时也会出现稍长一点的议论,例如下面这一段:

     

        可以说,郑氏父子先是改写了自己的姓名史,而后又改写了中国史。……一是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武装对抗并战胜西方殖民者的庞大的海商集团;二是郑成功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海上格局,否则台湾岛是什么样子,还真难说。特别要说明的是,此时的荷兰、英国、西班牙都是海商、海盗、海军三位一体地进行海上扩张,但郑氏父子在海上展示中国锋芒和中国式大航海的机会,最终被马背上的大清王朝给断送了。

     

        我想你会同意,这可以算“恰到好处而且又与学术规范不相矛盾的”政论吧?

     

        刘:

     

        这条确实可以算,而且非常典型。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

     

        1.这部早在“一带一路”政策之前就已多年研究准备的著作,其观点,对于如今“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你认为会有什么有价值的影响,或者更学术一点地说,对于我们在这一政策出台之后再重新思考“一带一路”,有什么新的启发借鉴价值呢?

     

        2.如果不谈“一带一路”政策,仅就前面提及的那些类型的学术性质的历史研究来说,此书有一些什么你认为特别有价值的发现?在观点上有什么新的创见?

     

        3.除了你前面提到了在选题上有独立见解而不受热与不热的政策、学术和话题环境影响是很值得倡导的做法之外,此书作者作为学术界之外的一匹黑马杀入学术圈中,并做出了如此优秀的研究工作,你觉得此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吗?

        江:

     

        关于问题1,我感觉作者在论述中,始终保持着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思考,这也是作者报人身份带给他的与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经济和商业上的成功,“一带一路”是不可能真正实施和完成的,这一点当然从今天的常识出发也不难得到,但本书从历史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这一点。

     

        对问题2,碎锦式的答案是在书中找出一些“亮点”,这样的“亮点”相当多;整体性的答案,则是本书强调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这既和作者多年研究海洋历史文化的积淀有关,也有力呼应了中国崛起的新海权时代。

     

        问题3,启发是相当多的,我只能挂一漏万地说说我个人的感觉。作者做的这一系列研究,虽然立足于历史,但处处着眼于今天的现实,做到了为现实而研究历史,将历史研究服务于今天的现实。这不仅不是历史研究的耻辱,相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光荣。

        从你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此书关于学术研究与政策制订和实施的关系,以及历史研究与当下现实的关联,都给我们不少重要的启发借鉴。我们也看到,随着围绕“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展,与此相关的各种著作和研究论文会出现数量上的巨增,如何在这些巨量的研究中甄选出真正有价值者,反而成为人们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当然,这一方面与选择者本人的学养和判断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更需要对已有研究的“二阶”研究与评论。

     

        我过去经常和学生们说,其实在学术的意义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研究的,关键只是在于如何研究。就此来说,阅读此书也启发我们,对那些已经成为热点的问题,对于那些还没有但却存在潜在可能变成热点的问题,对于那些也许无从判断以后是否会成为热点的问题,研究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选择以及如何进行研究。

     

        面对已经成为热点并且会对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带一路”这样的政策,本书显然是很值得那些政策的执行者和实施者们认真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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