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从甘肃到宁夏
宁夏青铜峡是陈继明母亲的故乡。1975年，12岁的陈继明跟随哥哥嫂子离开甘肃甘谷，到了宁夏青铜峡。
在他看来，自己的写作从12岁就开始了：
一天早晨，天刚亮，全生产队在开工干活之前先开批斗会，批斗的唯一对象是我。因为，我不会赶宁夏的牛，我的牛车总是跑在最后，队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牛不听我的话。”我说的是实话，又有一点孩子向大人撒娇的味道，队长当时只说了句脏话，次日早晨开会时却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会场就在队长家门口的巷道里，队长站在门口的高台上，声音很大，全队的社员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都装得很严肃。我自己心里则酸酸的，有一种清晰极了的孤独感。那种孤独其实是纯生理的孤独，觉得世界好大，我在宁夏挨批斗，我父母远在甘肃，什么都不知道。我自己则好小，小得不明白什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看上去大人都懂，队长说什么，大人低头不语，但显然是明白的。
总之，我认为从12岁开始，从那个灰蒙蒙的早晨开始，一个“文学的自我”已悄悄苏醒。
1994年前后，陈继明真正开始写作并有较多作品在报刊上发表，1998年出版《寂静与芬芳》。在宁夏，陈继明和石舒清、金殴三人赢得了“宁夏三棵树”的美誉。
“被称作‘三棵树’的时候，我们三人都很年轻，我最大，三十几岁。我们的创作都还是年轻人的创作，有新鲜也有稚嫩，有主动也有被动，有必然也有偶然。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三棵树’这个标签让三个迥然不同的作家消失了，三个人像一个人了。”在陈继明的印象中，外界谈论“三棵树”的时候总是先入为主，只谈符合“三棵树”这个名称的作品，有意无意忽略了其他作品。
陈继明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从“三棵树”这个命名里逃出来，逃得越远越好，离开宁夏，至少离开“文联”“作协”这样的文人圈子。
从宁夏到珠海
2003年，陈继明先从宁夏文联调到了北方民族大学担任大学教师。三年之后，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创建不久，需要充实师资力量，经朋友介绍，陈继明顺利通过试讲，调到珠海。
有过犹豫吗？或许曾经有过。当时，陈继明年龄不大，已是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从世俗角度说，再等上几年，有可能当上主席。退一步讲，“三棵树”的名称已经被文坛所熟知，身在其中，吃吃老本，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权衡再三，陈继明仍然觉得自己更喜爱的是写作本身。“我对写作本身有无法克制的激情，认为可以写作比什么都好。写得不好，当上主席也是白搭。凭心而论，我也没那么想当官，我更敬佩另一类作家，比如村上春树、赫拉巴尔、海明威、三岛由纪夫。换句话说，我更敬佩有颓废气质的作家。我自己也愿意成为这一类作家。”
初到珠海，陈继明只带了二三十本书，主要是电影方面的书，因为调入单位是影视系，准备上的课是《影视编剧》《电影大师研究》《电影思维》这样的课。陈继明一直喜欢电影，对电影略有研究，在北方民族大学已经带过电影方面的课，到珠海后自然也轻车熟路。
但是，他的心情并不很好。他早听说珠海是文化沙漠，到了之后才发现，这个说法绝非夸张。在珠海，作家的身份丝毫不会增色，而是相反，听说你是作家，人家反倒多了一个怜悯你的理由。如果是贾平凹，就另当别论。之所以另当别论，是因为贾平凹能挣到高额稿费。陈继明发现，当时，当地的人们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钱，而且摆在明处，毫不掩饰，大人小孩，农民商人，都是完全一致的态度，不以为荣，也不以为耻。他们不见得会用全部精力去赚钱，但是，他们的确不会认为“精神生活”是多么不可或缺。生活和工作之外，他们似乎并不需要一种叫作“友情”的东西。他们很“务实”，在他们眼里，虚也是实的。比如，他们开餐馆，有可能只在早晨开门营业，其它时间歇业休息，有钱也不赚。有时候他们好像并不认为钱越多越好。几年之后，陈继明渐渐相信，这的确是另外一种文化。后来甚至开始喜欢这种文化了。
在这种环境中，初来乍到的前几年陈继明基本没有写作，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大，不堪其重。“首先，课很多，每周至少要上够八节课，几乎每天有课，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已经占用了大量时间，剩下一点点闲时间，也总是处在极度焦虑中。北方和南方的大学生也大不相同，北方的大学生很老实，很乖，南方的大学生很灵活，很会维权，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像生意场上的供求关系，我付钱，你提供教育，我有权表示不满，有权把你赶下讲台。讲课变成了讨好，学生说你差和说你好都让你觉得不是滋味。那几年的痛苦，比12岁刚到宁夏时的痛苦还要强烈无数倍。如果不是女儿跟着我转学到了珠海，我可能早就不干了。好在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学生的构成变了。”
“迁徙——大抵不错，至少对写作有利无弊”
直到2011年前后，陈继明才重新开始创作，在珠海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是《蝴蝶》，中篇小说是《北京和尚》，长篇小说是《堕落诗》。
“珠海的创作是以往创作的自然延续。那些貌似新的风格新的气质，其实早就存在，早就是我创作的一部分。比如，在宁夏，我不单单写农村，也写城市。在珠海同样如此，不会专门选择写什么，完全顺其自然，农村城市都写。但外界可能认为到了珠海后我的写作路子变宽了。同时我也不否认，在珠海的写作，的确有一些变化。”陈继明坦言，这些变化，在伏案写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在宁夏，写作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被期待”的存在。“被期待”对个人写作肯定有潜在影响，到底是什么影响就不好说了。在珠海，写不写都是自己的事，完全是孤身一人，周周的任何人任何事都和写作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在写，那么这个“写”，就真的是自己的内心需要了。
“我自己把写作比喻为呼吸，生理呼吸之外，还需要一个呼吸，就是写作的呼吸，然后你需要依赖它，依赖这个呼吸才能生存。从这个角度看，写作比发表重要。写作和发表是两回事。你本人比读者更需要你的写作。”陈继明进一步解释说，在珠海的写作在两方面有了变化，一是更愿意“慢”，他在日记里说：“慢看似很普通，其实是神性的一部分。几年后，我发现当时认为的慢还不够慢，和‘更慢’相比，当初的慢还是急。”二是更愿意修改，相信写作从修改开始。写作最重要的性质体现在修改的过程里。好作品更有可能是修改出来的。改之前什么都不是。没改完什么都不是。这说明，写作除了产生于“作者之内”，还产生于“作者之外”，甚至是更产生于“作者之外”。卡尔维诺说：“但愿有作品在作者之外产生。”修改的时候，作者把手伸得很长，伸向“作者之外”，逐步发现了自己并不知晓的东西，以及目前为止文本尚未显露的东西。修改就是用不可能的部分成就小说。修改就是挑战，挑战能力的极限。
由于“能”慢写作，又愿意打磨，陈继明在珠海的写作和过去有了区别。他认为，后来的写作可能更沉静更工稳，更有难度，更愿意知难而进。《陈万水名单》《北京和尚》《灰汉》《芳邻》《圣地》《蝴蝶》等小说，都是如此。
因此，他总结这次从宁夏到珠海的迁徙——大抵不错，至少对写作有利无弊。
“教书本身是一门艺术，也需要好好学习。前面我埋怨过学生，其实是不对的。老师是不可以挑选学生的。孔子说，有教无类。好老师应该有弹性，任何学生都能教，能深入浅出，也能浅入深出。”反正，陈继明觉得，有两个身份改变了自己，一个是父亲，一个是老师。
“身为女儿的父亲，我被大大的改变了。没做父亲之前，你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化的男人，做了父亲，和女儿一同成长，一同经历曲折，后来你发现你已经被重新造就了，一切都变成了需要感谢的东西。老师更是如此，当老师的这十几年，包括在北方民族大学，每一届学生都不知不觉让我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特别是那些在中学阶段被学习倒了胃口的学生。后来这些年，我能够做到爱这部分学生，尽可能用含有善意的方式对待他们，情况就好很多。”陈继明说，教育的所有理论加起来都比不上一个“爱”字重要。总之，他认为，老师这个职业中最麻烦的部分，让自己受益更多。也因此，他对珠海这十年的生活充满感激。
陈继明用酒来比喻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宁夏是白酒，烈，猛，过瘾，培养了你的量，挑战着你的量，你的量永远不够，离不醉永远只差一杯两杯；珠海是红酒，温软，讲究喝的姿态，正在喝比喝多少重要，喝好比喝醉重要，醉了也很难受，难受的一部分原因在酒，你觉得糟蹋了酒，对不起酒。陈继明接着补充：“再加上我的老家甘肃甘谷吧，甚至必需具体到村子——陈庄，陈庄是自酿的黄酒，从小就熟悉它的习性，绵柔，也有力量，不容轻视。”
目前，陈继明在写一个长篇。写一个回忆症患者的漫长回忆，今生不够回忆，再加上前世。写了大半年，好不容易写了六七万字，几天前却废掉了三分之二。“好在我已经习惯了慢，习惯了改。如果进展顺利，明年年底应该可以完成。”陈继明说。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