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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7月26日 星期三

    荒蛮故事如何动人?

    张屏瑾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7月26日   11 版)
    《头顶一片天》,王可心著,文汇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35.00元

        在描写小人物的欲望时,小说家的笔调节制而不加粉饰,这种笔法让我想到了福楼拜,也想到美国的女性小说家奥康纳。

     

        读王可心的这本小说集,让我想到前几年看过的一部阿根廷电影《荒蛮故事》——六个小故事,六种人生绝境,串连起一幕世间辛酸又粗粝的风景。

     

        《头顶一片天》里的五个中篇小说也是一片荒蛮意味,由卖肾到护子而杀人的父亲,替人顶罪入狱终至无家可归的长兄,与青春期女儿死都无法和解的母亲,深陷婚外情欲泥沼、或长期忍受歧视与家暴的人妻。这些普普通通而又活得惊心动魄的人物,在作者笔下构成了这个社会某一部分的日常,或许我们很难看见这种日常的“受难”,或者身处于其中而并不自察,甚至察觉了也并不朝那暗黑之处多看,然而他们和她们到底存在。

     

        这些存在者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命运谱系,他们不如意,挣扎而毁灭,仔细来看,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层级之中。他们的“受难”有命运的偶然性,但更多地映照出他们所处的环境如同荒漠般让人难以忍受,同时也激发人的“原始”之强力。这些人物无一不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同时为这些决定承担代价。

     

        一个问题是,为何在这个日趋富足和稳定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的荒蛮故事存在?它们是怎么起因,又该如何收场?无论如何,这些故事唤起了我们的同情。那么,一定是我们身处的世界还存在着边缘地带,难以言说,而其中的人们想要改变命运,唯有铤而走险。

     

        《头顶一片天》和《乐园东区十六栋303室》两篇小说中描写的“西山”就是这样一种边缘地带,西山是“吉林市最穷的地方”,被折叠到最底层的空间。杨八想让他的儿子考大学离开这里,陆大壮通过替人坐牢的方式,让家人得以离开。离开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离开的过程异常艰难。像杨八夫妇、陆氏兄弟这样的人,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外,仅有另外一种剩余价值,即身体——器官。杨八在电线杆上看到了求购肾脏的广告,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落入了一个美梦与噩梦交织的陷阱。同样,陆大壮的顶班坐牢也是用身体去交换生存境遇的改变,但出狱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却再度从这个交换的结果中被排除了,无家可归,最后还是这个地方接纳了他。小说结尾处,陆大壮独自躺在西山的岩石上,想起了童年,弟弟、暗恋的女孩以及母亲,这一场景让人想起哈代的《荒原》中那片高地,令人痛心。

     

        这两个男人都遭遇了悲剧,但在这样的悲剧中他们自身究竟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我很欣赏作者恰到好处的心理描写,在多数情况下采用了半限制性的视角,人物的内心活动处在一种半开放的状态之中,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由“主体”到“客体”的转变颇有意味,在故事中,杨八是个被侮辱与损害者,然而与小说集中的其他小人物一样,他们作为受害者,与施害者分享着同一个逻辑。杨八之所以要去卖肾,是因为在他的想象中,用自己的身体(低成本),可以换来某种高收益(十五万),这种自我商品化和投机的冲动,赋予了人物心理深度的可能,是交换与售卖的行为中的“自由选择”权构造出人的主观意欲与情境,当杨八反复考虑这一行为的起因与结果时,他就成为了现代文学中有深度的人物,他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的复杂程度,与他的心理状态的细微程度是成正比的。而他唯一没有预计到的是,从自我商品化的逻辑中,能推导出一切方面的重新估值,他视之为“天”一般重要的儿子,竟然也落入到了这个逻辑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头顶一片天》的现实性和由此而来的感染力非常强,这可能就是它被改编成艺术电影并屡屡获奖的原因。实际上整部小说集里充满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与人物,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到小说叙事所带来的冲击与感动。文学是需要想象力的,想象力取决于作家的再现能力,取决于对生活现实的理解和多层面的遴选,在这一点上,王可心是非常敏感而准确的。

     

        这个小说集里的另外三篇作品以已婚女性为主角。《亲亲,我的宝贝》描写一位精疲力尽的母亲丁大露,她的女儿任小米是“问题少女”,丁大露在女儿身上寄托了许多希望,然而女儿却一次次不合作。为了和女儿和解,母亲想尽了办法,不如意的生活最终吞噬了她的生命。另一个故事《春天里》,保险推销员何梅英,长期忍受着家庭暴力和歧视,一个偶然机会得到了叔嫂留下的孤儿,以及一份价值不菲的保险金,因为贫穷,她的生存欲望压倒了一切。她企图用一个骗局来换得生存的尊严,然而也许是母性拯救了何梅英,最终她失去了钱财,也放弃了出走,而选择了留在孤儿身边,发生了小说集中唯一亮色的逆转。

     

        纵使如此,仍然很难想象作者用这么“平淡而近自然”的笔调,来描写家庭中的暴力,仿佛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女主人公在暴力之中仍然继续工作。在这些涉及情感和日常生活处境的故事中,很少煽情。这三个女性,如果再加上《乐园东区十六栋303室》里的铃铛,可以构建出一种女性现实,即被贬斥了的女性现实。

     

        可以看到,这些小说中没有什么人的行为得到了重点渲染,在描写小人物的欲望时,小说家的笔调节制而不加粉饰,这种笔法让我想到了福楼拜,也想到美国的女性小说家奥康纳。

     

        出生于印度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曾经提过一个重要的问题,底层能否言说?这里的底层并非仅仅指向经济学意义上的穷人,也指向在各种权力关系中的被剥夺者、被操控者和失语者。小说的一种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还原各种各样的言说视角、权利和后果,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你会发现它的力量,甚至让我们希望在这些沉甸甸的故事面前掉过头去,然而又忍不住要去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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