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陈残云的新诗“习作”及笔名

    陈残云是以小说家知名的，不过，他最知名的作品应该是担任编剧的电影《羊城暗哨》。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就是“文革”结束后，和同学秦玉成君一起去观看从“毒草”到“重放的鲜花”——电影《羊城暗哨》。

    待后来，在我的父亲吴奔星1930年代主编的新诗刊物《小雅》第三期上看到署名陈残云的新诗作品《雨夜》：

    久慕的远人又偷进枕畔来告我人生的忧悒梦的漂渺而我正憔悴单恋病的久延听午夜的檐溜悲多汶之韵怕残荷落叶的明朝之苦恼我愿永留长夜梦幻的残余但晨鸡已催醒失眠的倦眼哦天亮了又数透一夜更锣

    说实在话，我是颇有点惊讶的，不过，我当年并没有问过父亲什么。直到父亲2004年去世后，我在整理他保留的作家函件时，看到陈残云的一封信，才知道他对曾在《小雅》上发表诗作，已经“全忘了”。这封1980年1月3日的信中这么写道：

    拜读你的手札和诗，非常高兴。久已失去了你的消息，不知你到了什么地方去，现在才知你仍健在，仍战斗在文学战线上，很难得。我们都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人也熬老了，但活过来就是胜利……

    你说1936年我为北平《小雅》诗刊寄过稿一事，我全忘记了，如你能找到那些习作，请寄我，当年我曾向上海一些小刊物投过稿，是什么刊物，发表过什么，也忘了，记忆力很差。

    《现代中国作家传略》我缺了第一集，不知能补送给我否？谢谢你对我的关怀。

    大概在陈残云的心目中，《小雅》也同样是“小刊物”的范畴，只是他碍于情面，没有直接说出来吧。

    根据诗人1979年5月应约为徐州师范学院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3辑》（尚未平反的先父实为幕后顾问）所写的自传，他1933年在香港当店员、名字还叫陈福财的时候，曾写过题为“《一个青年的苦恼》，发表于香港《大光报》，以后一个时期成了该报的投稿者”，不过，据何楚熊著《陈残云评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P27）透露，“当年的香港《大光报》如今荡然无存，”至今尚未能找到作家的试笔之作。

    就我目力所及,陈残云在上个世纪30年代文坛真正起步并留下痕迹的，应该是新诗作品。除了1936年《小雅》上的《雨夜》外，还有同年发表于《诗林》双月刊1卷3期上的《谜——给薇》、《诗之叶》3卷1期的《无题》、《中国新诗》月刊第3期上的《夜行》等，更早的则有《当代诗刊》1935年1卷3、4期合刊发表的《马来亚之忆》、《星火》1935年2卷2期发表的《歌声》。陈残云在诗选《黎明散曲》（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89年7月）的序里说，《马来亚之忆》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诗”。诗人同时提到，“香港的《大光报》、广州的《宏道报》、上海的《水星》《诗经》北平的《小雅》，就有过我的习作”。

    何楚熊著《陈残云评传》在引用此处时加括号注云：“《水星》其实是北平的刊物”。遗憾的是，经查北平卞之琳主编的《水星》，作者中并无陈残云或陈的笔名，似应是诗人记错了。何楚熊对此并未深究。至于上海大夏大学大夏诗社主办的《诗经》1卷1-6期，也没有署名陈残云的作品，是陈的记忆错误，还是陈另有其他笔名，备查。

    关于自己和新诗的渊源,陈残云在自传里有如下表述:

    1935年，我所在的铺子倒闭，失业了，我考进了广州大学。我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没有文化，我能写点文章，又考上大学，是十分难得的事，于是哥哥帮助了我几百元，让我进了大学。在大学里，起初读中国文学系，但都是《古文辞类选》、《说文解字》之类，枯燥无味，不合我的兴趣，就转读教育系。这时候，我爱上新诗，结识了一些写诗的朋友，参加了进步的诗歌活动，和温流、黄宁婴、陈芦荻等主办《广州诗坛》，其后又办了一个小诗刊《诗场》，自己也出版了一个诗集《铁蹄下的歌手》。(见徐州师范学院编辑《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3辑》,P78)

    上述的《广州诗坛》及《诗场》，都是1936年底之后的产物。《广州诗坛》第4期后改名《中国诗坛》，后因抗战间断过一段时间，后在桂林复刊，陈残云一直是中坚力量。然而，对于陈残云的新诗活动和新诗创作，除了张振金著《岭南现代文学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在“《中国诗坛》诗派的诗”一章里为陈残云写了“朴实中见凝重”的专节，许翼心的《陈残云在香港十年的文学成就》（1991年《香港文学》第78期）一文有辟有“南中国诗坛的抒情歌手”一节，何楚熊著《陈残云评传》也有一些粗浅的涉猎外，恕我孤陋寡闻，至今没有看到一篇专门探讨这一话题的论文出现，尤其是针对陈残云抗战之前的新诗活动和新诗创作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遗憾的事。难道小说家的盛名能够把诗人的光环彻底掩盖掉吗？

    对于陈残云的早期诗作，何楚熊以上述《小雅》上发表的《雨夜》为例,作出以下评点：

    这首诗抒写的是一种不确定的单恋病的懈怠和哀愁，一种精神空虚的无奈。这不仅与陈福财当时的贫穷处境格格不入，实在是言不由衷的呻吟，不折不扣的“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且也远离了大时代的风云。（《陈残云评传》,P38）

    陈残云在1980年初致吴奔星的信上把包括在《小雅》发表的《雨夜》等早期作品称为“习作”，除了自谦外，应该也有在小说创作领域成功后看轻早期创作的成分，当然，1949年后文学作品标准长期重政治轻艺术的桎梏，作家相当一个阶段里对早期作品的自我矮化也是普遍性问题（比如，陈残云1989年在《黎明散曲》序言中虽然表示,对“不能搜集到更多的旧作”,“如抗战前的象征诗”,是“诗集中不足之处”,因为无法"增添丰富的色彩"，但还是说自己抗战前“写的是自以为‘高雅’的象征诗，朦朦胧胧，自己也看不懂，那时我是香港的小店员，文化水平并不高，生活于小市民的环境中，一点不高雅，只是学着别人的样子作一些空洞的忧郁愁闷的呐喊”,矛盾心理可见一斑），但何楚熊在“思想解放运动”20多年之后仍然把一首雨夜思人的情诗说成“言不由衷的呻吟”“远离了大时代的风云”，甚至与诗人“当时的贫穷处境格格不入”，未免让人难以理解，仿佛新诗只有政治一种标准，诗人处境贫穷连向往一种美好的感情都是“精神空虚”？难道穷人连单相思的资格都没有？难道人贫穷的时候，就不可以有风花雪月的渴望？

    在我这个新诗的外行看来，《雨夜》生动地描刻出了一个因单相思而失眠的青年形象，无论语言、节奏、韵律和形式（十一言诗），都有可取之处。一句“久慕的远人又偷进枕畔来”，信息量之大,意象之鲜明,字词之浓缩,堪称新诗里少有的佳句！

    至于陈残云这个笔名的使用，《陈残云评传》如此表述道：

    关于“陈残云”的笔名，据陈福财大学时期的好友陈溢晃回忆，大学时期，福财曾用“凤腾”做笔名，取龙腾凤起之意。这个笔名用的时间很短，他自觉“凤腾”太张扬太厉害了，也不合乎自己的性格，便改用“陈残云”这个笔名。从《雨夜》已用“陈残云”的笔名看，“陈残云”大约也就是1936年上半年起用的吧。（第39页）

    前面已经说过，“陈残云”这个名字1935年就有诗作发表于《当代诗刊》和《星火》，事实上，就我所见，早在1934年，《十日谈》第46期就发表有署名“陈残云”的散文作品《晨曦之街》。如此，是不是就能够说陈残云这个笔名起用于1934年呢？我则不敢说，因为湮没的现代文学史料太多，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