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与庄子

    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有“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两句。因为这两句话，宋人晁迥认为王羲之“不达大观之理”（《隨因纪述》），而在上世纪中后期，郭沫若则不容置疑地断定“传世的《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兰亭序〉与老庄思想》）。

    “死生亦大矣”，语出《庄子》。其一，“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德充符篇）；其二，“仲尼闻之曰，……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田子方篇）庄子此两说，均以“死生无变于己”立论。郭沫若认为，在“死生亦大矣”之后缀以“岂不痛哉”，是“极其庸俗的贪生怕死的思想”，“这明白地在反对庄子”；他还推断《兰亭序》是隋代僧人智永撰写并伪托于王羲之的。

    1965年，郭沫若同时刊发于《光明日报》和《文物》两个权威报刊的《由王谢墓的出土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挑起关于《兰亭序》真伪的“重大论争”。曾任光明日报总编的穆欣1993年撰文回忆这次“学术论争”，题为《郭沫若的最后一场笔墨官司——毛泽东关注〈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这场论争的特殊意味，由穆文的标题可见一斑。

    然而，并未介入这次论争的钱锺书，虽不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和书，却也认同“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反庄”之说。在其巨制《管锥篇》中，钱锺书以其超人的博学，对史上关于《兰亭序》的评述旁征博引，其中有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的一条“杂帖”。该帖说道：“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为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因为庄子一度做过“漆园吏”，后世以“漆园”代指他。钱锺书称此帖“显斥庄周，诸家未举”，并且指出：“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张（道陵）、许（迈）方术之秘法；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识见不‘高’，正复在此。”（《管锥篇（三）》）。以钱锺书的学问、人品，所提出的“羲之斥庄论”，是不可不认真一论的。

    我们需要厘清两个问题。其一，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庄子的生命观？其二，王羲之作《兰亭序》时对庄子思想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从郭沫若和钱锺书的论说可见，“一死生”似是庄子生命观的核心命题。然而，“一死生”并不是庄子的说法，而是郭象在注《庄子》中提出的。《庄子·齐物论》中有“有未始有始也者”一句，郭象注道：“谓无终始而一死生。”在《庄子·大宗师》中，子祀、子舆、子梨和子来相与为友，他们的交友准则是：“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这四人看待自己和亲友的死亡，都是“视死如归”。《庄子》全书中讲述了许多高人隐士（“方外之人”）面对亲友的死亡“临尸而歌”的故事，庄子本人也以“扣盆而歌”的方式吊别亡妻。不哭而歌，即不以悲痛而是以欢乐看待死亡，这违背常情的态度，在庄子的话语体系中，就是“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大概讲也可说是郭象所谓“一死生”。（“齐彭殇”亦出郭象注，论略）

    然而，在庄子哲学的深义中，“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死生”。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常情也。”（大宗师篇）“死生亦大矣”，人之为人，死生无疑是头等大事；人（物）之常情，是悦生恶死，难以顺应自然而从容面对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既是人生最大的忧患，也是人生的根本束缚。庄子哲学的核心要义，是要解除这个束缚，“救民于倒悬”。他的基本途径就是引导人们体认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篇），即认识到自我与世界的根本统一。这就是庄子所谓“道”。

    庄子认为，体认到自我生命与世界的根本统一，并且以之作为人生的精神境界，就达到绝对的心灵自由，即所谓“逍遥游”。但庄子的“逍遥游”，既非狂妄自大，为所欲为，亦非遗世独立，冷血无情。庄子不仅敏于思，而且深于情。他对社会人生和自然事物的细致观察、精微刻画，表现了他对生活世界的深情和敏锐。细读《庄子》，庄子那一颗敏锐地感受着世间的死生苦痛、却又挚烈地追求着生命自由的伟大心灵，是无比感动人心的。泛泛地阅读，我们可能只为他奇伟瑰丽的哲思所震撼，却感触不到他深切挚烈的心恸。然而，正是这人生不可解除的心恸，筑成了庄子生命观的真实基础。闻一多说：“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周易与庄子研究》）闻一多是庄子的真正知音。

    在明晰了庄子的人生观的要义之后，我们再来谈王羲之对庄子哲学的态度。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代，是道家风行的时代。王羲之本人，虽然顺于世风也好“服食养性”，做张道陵天师道的教徒，但他却对庄子哲学怀抱着特别的信仰。重要的证据是，在兰亭集会中，王羲之作诗两首，两首均浸淫庄子哲学精神。其第二首中说道：“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万殊莫不均”，明显是庄子齐物论的概括表达；“适我无非新”，则是庄子所说“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德充符篇）两句化出——“新”和“春”是同义的，均立意于交融、生发。“诗言志”，王羲之当时是认同并且崇尚庄子哲学的。王羲之作《兰亭诗》、撰《兰亭序》同在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这一天。试问，一日之内，作诗推崇庄子的王羲之，可能反过来又撰文驳斥庄子吗？

    庄子与惠施有一场关于“人有情与否”的论争。惠施认为，人之为人，就必然有情，庄子主张“人而无情”是违背现实的。庄子申辩说，惠施所讲的“情”，并非他所说的“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德充符篇）庄子主张“无情”，并非要求人们绝弃感情，而是不固执情感，自然感发。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世事极不稳定的时代，他一生经历了6位晋帝的死亡，更经历了无数亲友的病痛亡故。永和九年，王羲之51岁。两年前他受封会稽内史，两年后他告誓辞官。王羲之对时局和生命都是非常敏感而且独具预测力的人。在天朗气清、群贤毕至的兰亭雅聚中，他由眼前的盛景而感慨“终期于尽”的未来，非议当时沉溺于玄言清淡的名士们所标举的“一死生”和“齐彭殇”，绝非“无病呻吟”，而是庄子所言“人之有所不得与”的人生感怀。唐人孙过庭说王羲之“兰亭与集，思逸神超”。（《书谱》）王羲之作《兰亭序》，无论文章，还是书法，都是他当时胸中波澜的真实表现。钱锺书说《兰亭序》的文章“真率萧闲，不事琢磨”，这是中肯之论。庄子的人生观，最终的目的是求一个“真”字。我们可以说，王羲之就是一位在高妙的境界中彰显出人生之真的伟大艺术家。

    最后我们还要回应钱锺书引王羲之《杂帖》中的“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诸说，并认定“显斥庄周”的问题。《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这就是说，王羲之沉迷于服食养生，是在他辞官之后，亦即至少是作《兰亭序》两年之后的事情。钱锺书引用的这条《杂贴》在《法书要录》中既没有受书人名号，也没有日期落款。联系这条《杂帖》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判定它书写于王羲之与许迈“共修服食”的时期。这是王羲之暮年时期，此时的王羲之迷信方士之术，书帖“显斥庄周”，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将暮年的王羲之与永和九年春作《兰亭序》时的王羲之混为一谈。钱锺书在对《兰亭序》的广征博论中，显然缺少“历史地”审视王羲之对庄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