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很少人能够像叶嘉莹先生那样,永远有着旺盛的工作状态和饱满的热情。叶先生所到之处,必有诗心的传扬,必有精神的升华、境界的提升以及心灵的净化。从早年记录整理顾随先生的传习录,到教授诗词,以诗心、诗教、诗道等的光大弘扬作为持续一生的事业。
叶嘉莹之为叶嘉莹,在于她的深厚、丰富、敏锐和睿智,读她的书,如入胜境,听她的讲座,可以如醉如痴。她极端认真,做人做学问从不含糊,听采访过她的记者谈到,如果不读诗,不做好传统文化的功课,休想去接近和采访她。面对她的丰富人生和深博学识,讲述她的故事,面临诸多困难——需要全面阅读她的作品,系统了解她的人生历程,只有破解了她与诗,诗与她的生死相依关系,才谈得到走进她的“诗心”世界,触摸到她内心的幽深与博大,不仅把叶嘉莹的故事按照本来那么美好的程度讲出来,而且也能把中国诗词之美按照本来那么美好的程度讲出来。江胜信所著《讲诗的女先生》,采访细致,研究深入,写作精当,雅俗共赏,向我们揭示出了这双重的美好。
《讲诗的女先生》紧紧抓住贯穿叶嘉莹生命历程始终的红线,聚焦诗词与叶嘉莹先生的关系,层层递进地讲述了先生在成长过程中,诗及诗心如何点点滴滴地渗入她的生命,以及传播中国诗词何以成为她的人生使命。《讲诗的女先生》告诉我们,叶嘉莹由顾随先生那里学到的,不单是诗艺,更是做人,是慈悲、仁义、爱。从顾先生的传习录中我们不难看到,顾先生向来是既讲授诗词及如何写诗,也讲授如何做人。顾先生丰富坎坷的离乱悲喜生活经历,他对诗词的感受之锐、体会之深,以及无一人可相伦比的对人生与艺术的洞察力,指引着叶嘉莹走出了人生中的孤露之哀。
叶嘉莹的故事是一场场人生大喜大悲的演绎与展开。热爱叶嘉莹的读者从迦陵诗词里可以感觉到一种人生无常,因为祸福难料的情绪时常如幽灵般在她诗作中浮现。《讲诗的女先生》以饱满笔触回溯了叶嘉莹先生生平中一再遭遇到的难以逆料的磨难:1941年与母亲的生离死别,无奈中与无爱的丈夫分手,1971年失去亲爱的父亲,而命运不肯放过她,1976年与她曾经相依为命的大女儿夫妇双双死于车祸,横逆为何而来,似不可解,只能归之宿命,异常优秀的小女儿后又受到乳腺癌和肺癌的折磨。但痛苦到极点时的叶嘉莹反而有了一种觉悟,让她走进更广大、更高远的境界中去,使她更加自觉地投入到传诗心的事业中去。
有人说,在中国传统智慧里有句老话常言,“福”依靠“祸”而来,叶嘉莹先生的确是苦尽甘来的,她的“福”就是心胸的开阔与境界的博大。叶嘉莹先生在凤凰卫视一次节目里说过,“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但又实在说,她在台湾、在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种种机缘,绝非偶然,与“祸”无关,完全靠她的真才实学与满腔热忱。她在中国古典诗词上的造诣,在教学育人上的感召力与成就,当今无人能与之比肩,某种程度上说,她作为难得的国宝,是由一次次磨难炼就的。
一个人最深沉的爱是属于自己祖国的。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爱国主义的力量多么伟大呀,在它面前,人的爱生之念,畏苦之情,算得了什么呢?”《讲诗的女先生》对叶嘉莹爱国情愫的反映,至为细致和感人。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叶嘉莹于1974年回国,她随后的《祖国长歌行》《纪事绝句二十四首》就记载了她对热土的深情厚谊,对诗词事业的钟爱。她对祖国怀有朴实真挚的感情体现在各个方面,她阅读《艳阳天》,写了多篇评论,她参观大寨的“七沟八梁”,对那里的水利、梯田和庄稼印象很好,她把大寨的桃子带回来给弟弟。她参观了延安、南泥湾、西安,游览了上海、桂林等,对祖国的文化由衷自豪。1977年她再度回国,1978年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回国讲学,次年得到批准,成为候鸟式来往祖国与北美之间的文化使者。1998年,叶嘉莹上书呼吁国家领导人,倡导幼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她看到虽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还是有这么多人热爱古典诗词,使她深受鼓舞,结束了候鸟式来往,把自己的事业重心完全放在了国内。她虽在国外多年,但传统文化的诗心,对故土的“诗心”一直充沛地保留着。她笃信,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复兴的世界,而她丰富的学术思想,她学术追求的由“为己”之学向着“为人”之学的转变,她的“颠倒之美”“弱德之美”等等,在喧嚣的生活氛围中无疑是清醒剂和提神剂,阅读《讲诗的女先生》,使我们如沐叶嘉莹诗学思想精华之春风,思想得到升华,灵魂得到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