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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6月28日 星期三

    “生命”是最重要的

    ——回忆恩师王富仁先生

    邓如冰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6月28日   07 版)
    王富仁

        2017年5月2日,我的博士导师王富仁先生病逝了。不愿相信,可不得不信。接下来的几天,我突发喉炎陷入高烧,病中哪儿也去不了,每日反复地读师友同门怀念老师的文章,每读一篇都觉得他又在眼前,每一次读都忍不住泪水涟涟。我想我也应该记下自己与王老师的交往,记下那些他不一定记得、然而对我来说却很重要的小事,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永远的怀念……

     

        到北师大读博之前,我已在大学任教数年。日复一日的教学消耗着我的元气,加上当时高校形势的发展,我深感有继续深造的必要,便萌生考博之心。2003年,我幸运地成为王富仁老师的学生。

     

        说实话,报考之前我并不是很了解王老师。研究生期间我攻读的是当代文学,主要研究当代女性文学,对于现代文学完全是凭兴趣进行阅读。我喜欢张爱玲、丁玲等女作家,我也由衷地喜欢鲁迅,可是对鲁迅研究一直心存敬畏,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无力攀登这座大山,所以并未准备今后进行鲁迅研究。但决定考博后,我还是坚定地选择了王老师作为自己的导师,大约是因为我曾在《名作欣赏》上看过他的几篇“旧诗新解”的文章,那种极富新鲜感和冲击力的阅读体验实在让人难以忘记。我对他解读《春晓》一诗的印象尤其深刻,至今仍记得他说诗歌展现了一个人清晨“从沉睡到觉醒”那一刹那的丰富的心理过程,以及一个人在这一刹那感知到的春天清晨的“新异的美”。(恕我无法用几句话总结此文精华,还请大家去读吧!)这一类人人都熟极而以致“流而无感”的“儿童诗”,在一代代低龄化传诵中,其美感变得越来越稀薄,就算是教师也不一定真正说得出美在何处,即使能说,也多机械重复前人。我觉得“旧诗新解”系列文章是真真正正的“新解”,都有着如《春晓》中春天清晨般“新异的美”,令我在阅读中一次次由衷感慨由衷佩服。我那时想,这个人把一首“简单”的诗读得这么细致而深刻,这么富于美感又富于情感,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进入北师大后,我非常珍视自己的求学机会,计划着好好跟着老师读书做学问,然而,入学不到三个月,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大变化: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和先生都欣喜于上天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可是……我自己也是个老师,平心而论,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专心学习,毕竟生完孩子还得带孩子,会对学习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好不容易才就读于王老师门下,他会对我“不务正业”产生多大的失望啊……记得那年冬天,我觉得自己瞒不了这事,主动去找老师坦白。我在心里自嘲:完了,刚入王门就成学渣了。

     

        不记得是不是在他的家里,我忐忑着把情况告诉了他。没想到,我话音刚落,他就用很大的声音说道:“哦,好啊,好啊!太好了,太好了!”他的话,和我母亲说的话一模一样,而且和我母亲一样,他看起来非常高兴,甚至是激动。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

     

        “‘生命’是最重要的!”

     

        我无法描述这句话给我带来了怎样的感动,甚至是震动。在接下来的日子,这句话深深植入到了我的心里,成为我为人处世的一个标准。后来,我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再后来我做了一点儿行政工作,更是会遇到一些较为复杂或两难的问题,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想这句话。这句话也显示出了它的奇妙,很多问题都变得简单起来了。

     

        那次谈话之后,我便踏踏实实回家准备生产了。生完孩子,我按预定步骤进入毕业论文的开题和写作阶段。整整一年,我每天早上照顾孩子吃完早餐就离家去北师大,晚上六点回家带孩子,碰到问题就给王老师打电话,他每次都给我详细地解答。论文按照预定步骤向前推进,孩子也在渐渐长大。一切都安稳,一切都如常。这种常态,让我觉得王老师对我是信任的,让我有信心处理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三难”。2006年,我按期完成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典礼那天,我抱着两岁的女儿在北师大照了很多照片,以纪念我这一段普通又不普通的读博时光。

     

        在毕业论文开题前,其实我也是非常忐忑的。我那时算是个“张迷”,突发奇想打算以“人与衣”为题从服饰的角度研究张爱玲。张爱玲自称“衣服狂”,好以奇装炫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她的着装方式一直是作为坊间逸事存在,不曾进入学术的视野,研究这类“逸事”,是否是又一次的“不务正业”?然而,我在阅读张爱玲作品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服饰对这位“衣服狂”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传奇》中隐藏着一个服饰象征体系,深刻地、别致地阐释着她的人和文。开题之前,我找到王老师,惴惴不安讲了自己的想法。我因为特别想做这个题目,又害怕他让我改题,心里担心极了。没想到他听完我的啰嗦后,不仅没有让我改题,反而语气坚定地对我说:“一定要把这个题目做下去,这是可能让张爱玲研究出新意的工作。”后来在《人与衣》出版时,他为我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序,题目叫《女性文学研究——广阔的道路》,他写道:“她在选题的时候,提出来她现在出版的这本书的题目。当时我着实一愣,好像眼前突然亮了起来,似乎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女性主义文学和什么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看到这一段话时,我内心无比感激,感激于他对我的理解和宽容。我曾把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浅薄地形容为“快乐的旅程”,因为那时候的我几乎是“我手写我心”,把自己的体验开开心心一股脑地泼到了纸上就完事了。我因自身理论水平不高,不喜欢在论文中堆砌理论,博士论文基本上是自说自话,连引用都比较少,我也曾为这个苦恼和担忧过。但每次说出这个苦恼时,王老师都鼓励我,让我按照自己的最真实的体验来写,他认为,最本真的生命体验才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我的博士论文的确是浅显和粗糙的,我想,那时的王老师一定也看见了其间的浅显和粗糙,但是他像呵护一棵小树苗的生命那样,鼓励着它从泥土中往上抽芽。他珍惜一切生命的体验,鼓励着每一个体验着的生命。对他这样尊重“生命”的人,我惟有感激和崇敬。

     

        从女儿三岁起,我便开始用她的照片制作日历当做送给亲人的礼物。我每年制作五本,一本放在家里,一本给先生放在办公室,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外婆各一本,另一本,就是给王老师的。那时王老师已去汕头大学任终身教授,所以我每年都在春节前后把日历寄到汕大。2009年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前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带什么回来,他在电话里说:“什么都不要,我最喜欢你给我的日历,你回国后就再给我一份日历吧!”我回国后赶紧做了一个2010年的日历寄给他。如今女儿已经13岁了,虽然他没有见过她,但是每一本日历都记录了她的成长,他也见证了这个小生命的成长。我想,每一年的春节,当他拿到那本印有孩子照片的日历时,心情一定是愉快的吧,因为他说过:

     

        “生命”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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