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奇》的“增订”

    张爱玲在书末增加了《中国的日夜》一文，而这才是《传奇》增订本“增订”的精髓和要义。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出过三版，但从严格“增订”内容和思想角度来看，只有两版：《传奇》初版和《传奇》增订本。

    《传奇》初版出版的时间为1944年8月15日，上海杂志社印行，收录了张爱玲在1943—1944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十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花凋》《年轻的时候》《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初版当月即再版，内容不变，形式上增加两事，一是封面色彩由简单质朴的蓝色（张爱玲谓之“胡兰”）改为多种色彩交渗，图案的卷舒呈纠葛之势；二是张爱玲加入了一篇序言《传奇再版的话》，高昂亢奋借“话”表达两层意思：其一，出名趁早的快乐，“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其二，建构“荒凉”主题的源流，“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序言对上海蹦蹦戏的详叙，不过是套用人物故事强化了这一主题。如此，两版之间形成了连缀和印证关系，并没有增加实质性内容。

    《传奇》增订本出版的时间为1946年11月，山河图书公司刊行，与初版相比，“增订”了不少内容，可谓动了一次大手术。除了新增一篇前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还有以下三事：其一，封面的“增订”，人的增加并统占画面，像鬼魂似的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窥视古人，从而造成极度紧张感，颇具现代主义意味。这还不算，张爱玲竟站出来传递情势：“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古人和现代人的并列与冲突乃张爱玲“参差的对照的手法”的图文互证。其二，内容的“增订”，新增《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五个短篇。对此，张爱玲向读者郑重致歉和承诺：“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只好不要了。”可见，张爱玲对作品的“增订”并非以量取用，而是以质取胜，讲究精品意识。从描写内容来看，张爱玲似乎跳出了窠臼：“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底层人物生活的艰辛和挣扎，活跃在她的笔端和视野。其三，跋的“增订”，张爱玲在书末增加了《中国的日夜》一文，而这才是《传奇》增订本“增订”的精髓和要义，长期以来这一现象被学术界忽略了。

    《中国的日夜》体现了张爱玲的美学追求，相当于“文学宣言”。不过张爱玲用了“曲笔”手法，加上诗文杂糅斑驳，它陷于“冷宫”地位，较少受用。张爱玲陈述《中国的日夜》写作始末：“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张爱玲不擅长写诗，又偏偏写了两首，怕人家笑话只是借口，否则也不会扩展成散文后首尾各置一首。张爱玲对于《中国的日夜》定位为，不是所有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却是传奇未了的“余韵”。既然不是所有故事的背景，不能起到高屋建瓴的统摄作用，那么拿进来的冒险性和破坏性，可想而知了。现代作家，犹张爱玲冰雪聪明之人，恐无复数。这暗示了张爱玲援引《中国的日夜》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了。

    张爱玲提到所有故事的背景，据《传奇再版的话》实录：“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这种末世论格调构成了张爱玲的写作基础，但《中国的日夜》与之绝缘，它表达的是爱和可爱，“可爱的中国”“我的人民”“我的青春”“自己人”，简直是30、40年代战争和军事题材的形声与会意。厘清了背景，再来疏解传奇的“余韵”，其实张爱玲在《传奇》初版篇首的题辞已经明义：“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故而，从一开始，张爱玲并没有采取高蹈姿态，尽管她走进“传奇”躯壳，但却是书写“普通人”的命运，揭示他们千疮百孔的人生。从初版本的“传奇”聚焦到增订本的“传奇余韵”续绎，张爱玲重复着自己的路子。如果以《红楼梦》作为参照，那么可以借用“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来概括张爱玲的创作，白流苏、曹七巧、王娇蕊、葛薇龙，同林黛玉、史湘云、尤三姐、晴雯一样，慷慨也好，彻底也罢，都不能自己做主掌握命运。“荒凉”不过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另一种表意说法。

    《中国的日夜》中的诗与文实为“互文”，结构上形成同构关系，手法上运用“碎语”与“呓语”比肩验证。文首之诗《落叶的爱》极尽“碎语”之能，一片落叶随风飘荡追逐自己的影子，欲拒还迎，金焦手掌如同捉蟋蟀覆着小黑影的比拟，“唔，在这儿了！”诗末“静静睡在一起，／它和它的爱。”植物的场景“碎语”与作者的点旨“呓语”相得益彰，达到了和谐的境界。文末之诗《中国的日夜》相对宏大，“中国”“国土”“人民”“青春”等左翼色彩很浓的词语似有突破，但是限定代词“我的”使得格局收束。“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碎语”与常事又最终回归到普通人视角，而张爱玲诗成之后“简直心惊胆战”的悸悟，不同程度透露出当时写作的焦虑心情。散文部分叙记内容的“碎语”更为生活化和底层化，农民卖橘、道士化缘、女佣买菜、女孩拈锅、肉店学徒、店面申曲，最后是“我”拿着装满“瓶瓶罐罐”的网袋，豆腐、鸡蛋、甜面酱、黄芽菜，充斥着“家常是非”之实。“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有份。”一切的乱点和散景，在“我”的“呓语”统摄引领之下达到了和谐的境界。散文部分的结语：“总之，到底是中国。”诗歌部分的结语：“中国，到底。”两者既是互文，又是点题，也是场景“碎语”之后，张爱玲提纲挈领的“呓语”，类同于“文学宣言”。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质问道：“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并以“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作为题材的总譬。作为反驳，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回应道：“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斗争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听话听音，张爱玲在《中国的日夜》的“呓语”乃为“曲笔”，表达了以和谐为宗旨的“文学宣言”。而这个宗旨，张爱玲跟进秉承，由开始“直言”宣告进而“呓语”曲笔，本质上一脉相承。这样，《中国的日夜》作为张爱玲《传奇》增订本的“异文类”，毋宁说是作家早期美学追求的巩固与夯实，这昭示了作家短时间内不会“转型”。但是，“增订”的小说和“跋”到底呈现不一样的气息，那就是“接地气”。随后《多少恨》《十八春》和《小艾》等小说出版，张爱玲“接地气”成为了事实，这也算得上是《传奇》的“增订”衍生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