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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本文标题中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范仲淹的散文名作《岳阳楼记》。这篇散文文辞优美，排比工整，叙事、写景与议论互相融合，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也能使人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作者通过描绘岳阳楼的景色及迁客骚人登楼揽胜后产生的不同感情，表达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怀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和远大政治抱负。它既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精华，也成为宋明理学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先声。对推动我国古代廉政建设有其进步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就出现过忧乐问题的讨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格言深深扎根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至于此格言源于哪家学派，其看法不尽相同。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有学者认为格言源于儒家，其主要依据是孟子的一段著名论述：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他们认为范仲淹是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笔者以为孟子主张“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即“忧以天下，乐以天下”，集中表达了儒家的“仁爱”思想。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表达一种廉政思想。二者虽然均涉及到“忧”和“乐”，文字上相似相近，但内容各异。从思想内容上看，我以为范氏格言主要是受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显源于道家的廉政思想。
《老子》第六十六章中说：“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就是说，圣人要想统治人民，必须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想要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置于人民之后。在《老子》第六十七章中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所谓“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是指在个人利益上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这实际是“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也蕴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接着该章中又进一步强调：“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就是说舍弃慈爱求勇敢，舍弃节俭求奢侈，舍弃退后而求争先，这是死路一条！这样老子进一步阐述了“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重要性，强调舍此无其它出路。范仲淹提出的“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强调在享乐上“不敢为天下先”，“必以身后之”。这与道家的思想如出一辙，据此，不难推断《老子》中的“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范仲淹“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源头。不过范仲淹对“不敢为天下先”，“必以身后之”是有选择的，只局限在享乐方面。而在忧国忧民方面，他旗帜鲜明，力主要敢为天下先，明确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主张。这是范仲淹对老子廉政思想的完善与创新。范氏格言文字对仗，旗帜鲜明，思想先进，与老子廉政思想比，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范氏格言蕴含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的思想精华，也凝聚了几位圣贤人物的政治智慧与道德情操，是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支奇葩。
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曾主持庆历新政，主张刷新政治，为守旧派所阻。后出任河东、陕西宣抚史，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他一生忧国忧民，为官廉洁奉公，生活极其俭朴，深受民众爱戴。据宋史记载：“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乃其卒也，羌猷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宋史卷314《范仲淹传》）范公为官为人，行为与其文中的格言和辙一致，这对于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而言，实属难能可贵。
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中曾引用此文中的格言，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看作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一种素质和修养。1943年刘少奇此演讲被收入中共《整风文献》。
《岳阳楼记》写于宋仁宗庆历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限于写作年代，此文难免会有历史局限性，范氏文中提出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诚为可贵，但接下来他又提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带有明显的忠君思想，打上了很深的君主制的烙印。当然，我们不宜过多苛求于古人，总体来说，此文仍不失为一篇优秀散文。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忧乐观”，为古今“忧乐”的讨论指明了方向，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我们需要努力继承和发扬。白云千载，世事沧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征途中，时代呼唤精神，社会需要道德，没有高尚的精神，无法完成民族复兴之重任。回望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依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传承和发扬的一种崇高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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