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自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来，美国汉学家一直在反思开山鼻祖费正清创制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旧模式，进而推动美国汉学研究方法论的内部革命。在此背景下，涌现出弗兰克《白银时代》、彭慕兰《大分流》、何伟亚《怀柔远人》、罗友枝《18世纪中国社会》等代表性著作。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教授欧立德的《乾隆帝》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乾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除宋徽宗外唯一主动禅让的帝王，是康乾盛世的压轴。无论正史野史还是文学影视作品，对于乾隆的资源挖掘颇多，争议也颇多。就像贝多芬被称为古典主义的终结和浪漫主义的开端一样，乾隆时期的辉煌也被视为传统中国的最后一抹余晖。乾隆王朝落幕后半个世纪，中国被坚船利炮轰开国门，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从乾隆的执政特别是对外关系的失误中寻找根源，认为其妄自尊大、闭目塞听，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长城阻隔了中国与外部世界”。但这样的历史认知逻辑是否经得起推敲？欧立德本书除了面向一般西方读者介绍的普及意义外，更多的价值体现在方法论和研究视野上的突破，从而解疑释惑、正本清源。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将乾隆一生（尤其是1736-1795年间的60年统治）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下加以审视，并给予公允的评价。借用史学家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出的“漫长的16世纪”概念，本书提出“漫长的18世纪”（longeighteenthcentury）这一概念。整个18世纪对于中国和欧洲而言都具有特殊意义，世界历史风云变幻，欧亚大陆上的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着一场人口、技术、经济关系的剧烈变革。传统“冲击-反应”模式的局限在于对历史的简单化脸谱化处理，将西方视为“启蒙时代”“革命时代”，主动进取的一方，而中国则扮演消极逃避的一方，从而失去了解释的客观性。在18世纪，法国君主“被喜爱者”路易十五五岁即位，于1715年-1774年神奇地延续着濒死的家族，他的孙子、喜爱木工的路易十六上台后十几年，波旁王朝轰然倒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丢失了北美的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腓特烈王朝还只是混迹于德意志公国中……相比于动荡的法国、挫败的英国、分裂的德国，中国在18世纪至少见证了国家人口的翻倍（1700年的1.5亿到1800年的3亿多）、五百年来疆域的最大和学术考据时代的来临，而这就是乾隆执政期间的真实世界政治图景。这位“十全老人”并非昧于世界大势无所作为，而是根据中华文明对天道、历史、利益的理性理解，作出了内政外交方面的“合理化”选择，打造具有不逊于西方同时代任何国家的东亚王朝，以独特方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构建。

    近年来清史研究专注于满汉的文化冲突，研究满文老档是清史研究者的必备功课，相对而言，欧立德更强调华夏文明的统一性，有意把皇帝置于由汉、满、蒙、疆等文化场域博弈下的抉择过程中，洞悉其作为政治家巧妙平衡、驾驭多元文化、构建文化统一王朝的治术。乾隆重视保持满文和满洲习俗，尤其是继承尚武精神，这在相当程度上匡正了晚明以来中国人走向文弱的气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开启四库全书编撰工程，是要消弭满汉冲突的历史记忆，不惜付出毁灭、篡改典籍和文字狱的代价，也要巩固200年来形成的统一文化认同。对待佛教、喇嘛教，乾隆帝更多是为构建帝国的政治目的所用，维系着政教分离、以政驭教的中华政治传统。经由这些努力，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得到平衡，避免了西方同时期的文化战争和宗教迫害。在讨论“天”这一概念时，乾隆帝在《西域同文志》序言中睿智的回答：金以汉语指天，则曰天，以国语指天，则曰阿卜咯，以蒙古语、准语指天，则曰腾格里……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是即其大同也。实则同名，亦无不同焉。这展示“他作为天下共主的公正客观”，也表明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思维、尚合不尚分、求同存异的哲学已经内化于心。当然不可否认，现实政治中满汉界限和不平等犹存，张廷玉与鄂尔泰的朋党廷争，就包含着满汉冲突的影子。但总体来看，汉文化吸收满文化，满文化融入华夏整体文化的趋势，乾隆时期已经明朗。

    研究历史不能“因名而害实”，只能“循名以责实”。只有进入军事、外交、文化、经济、吏治等具体微观的领域，才能还原皇权之下中国政治运行的真相，发觉其中规则、逻辑、机制对今天的借鉴意义。中国2000多年来有君主而少专制，明清以来皇权强而臣权弱，但皇帝也并非随心所欲。皇帝必须随时面对同群臣的合作与博弈，可以对个体官员施以刑罚，但不能得罪文官整体。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另一面，就是对所有人、所有现象负责。在此背景下成长的乾隆性格是多面向的。正如本书英文标题所言：sonofheaven，manoftheworld——天之骄子，同时也是世间凡人。乾隆帝早慧、勤勉，道德主义与享乐主义兼具，严苛与怜悯并重，生活经历养成并改变着他的性格，终其一生不断平衡个人好恶与国家方向，维持和证明自己和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并尽力追求德行伦理的完美。乾隆60年执政可分为前中后末四期，每一期都根据环境条件采取不同策略，宽严相济，维系国家政治的整体平衡。一方面，对待朋党和贪污，乾隆有一条治理经验和手段；另一方面，对于欺上瞒下、已成套路的官僚系统和文牍主义，天威雷霆之怒往往泥牛入海，陷入“无物之阵”。另一汉学家孔飞力的名作《叫魂》，曾就乾隆帝与大臣之间奏折往来进行过精彩分析，责备与推诿，痛斥与耍赖，从来构成了古老中国朝堂政治的一道风景。

    从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到布尔斯廷的《发现者》，中国史研究领域不觉形成了从乾隆时期的马嘎尔尼觐见、礼仪之争分析中国人保守自大的性格、一厢情愿的天下世界观，进而论证闭关锁国的制度和国民性根源的“范式”，却少有人分析这种范式是否存在矛盾。“乾隆怎么会没有看到重商主义与立宪主义的兴起、议会的日益强大、实验科学的进步、‘启蒙理性’的日益自信”，以及正在形成中的‘进步’的信念等这些将在他死后一个世纪内引导欧亚大陆最西端的半岛居民成为几乎整个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的支配者？乾隆怎么会如此迟钝？”本书打破了诸如此类的叙事套话，代之以“理性选择”。通盘考虑乾隆帝晚年的心态、中华帝国的实际需求、以及中西方当时的力量对比，认为乾隆帝拒绝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的通商要求，自有其时代的合理性。每一代人，包括国家民族关键时刻的领袖伟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创造历史，只能依托现有的物质条件思考谋划。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责前人，更不能以时过境迁后诸葛亮式的聪明和道德主义的心态标榜自己的高明。

    站在21世纪的我们，看到了18世纪后期西方的突破，勾勒出历史的进步脉络。但这些局部的迹象能否决定另一种世界历史的命运，并非当时人所能判断，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路径也不是“决定论”式的不可避免，而是一系列必然条件和偶然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乾隆时期的中国没有全面对外开放，但也并非纯粹闭关锁国，广州十三行之外仍有三家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要求开放的五家口岸广州、厦门、宁波、上海，乾隆时期已经是外国商船可以依法停靠的港口，国内贸易日益繁荣背景下，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已经开始了向东南亚的非官方移民。乾隆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求知欲旺盛且思维活跃，对外部世界保有兴趣，但从领土、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来看，乾隆有足够理由自信自己治理的王国正在经历和平与繁荣，他没有必要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改变自己的外交策略，也不会为迎合虚无缥缈的后世评价而调整自己的国策。以马嘎尔尼因跪拜问题引发的礼仪之争，既是东西方文化理解的差异，更是国际政治中双方对于力量对比的认知和对底线的试探，将其视为乾隆帝拒绝外交要求的缘起，未免太低估了前人的智商。

    当然，乾隆王朝的得失，也为今天留下了问题：如何评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成本；如何将才俊纳入政府部门，同时保持官员的诚实可靠；如何平衡特殊利益与国家利益，体现政权包容；如何保护文化的同时避免文化破坏。作者似乎没有明确回答。但纵观全书，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仁政和谐不只意味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还包括国民素质的提升。中国古人讲仁者爱人，这个“仁”是“万物一体之仁”，包含着养和教，满足口腹之欲、民生福祉之后必须考虑精神的进步。

    二、时代都有自己的动力，不能强迫不需要的改革。权力分与合要根据发展的需要，权力之为权力，在于有权力者要对权力心生敬畏，必要的集中反而是推动改革的动力。

    三、一视同仁、和谐共生，体现政权的流动性和包容性，永远保留阶层上升的希望，避免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平衡现实的不平等和理想的正义之间的关系，避免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极端。

    四、在文化事业上投入巨大成本的同时，重视对国家记忆的保护，保持中正平和、求同存异这一东方民族特有的气质。

    五、意识形态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分藏于民众日常生活，内心的认同可以化身为多种形态，在显性和隐性、说与不说、控制与非控制之间的巧妙平衡和随时调试，是一个国家成熟和自信的标志。